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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芳自从当上首辅后，每次主持会议，从不轻易发表议论，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梁储刚刚结束礼闱之事，心思还没有完全转过来，不发表议论在情理之中。
靳贵在阁臣中排名最低，代表内阁说话资格还不够。看来，只有大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费宏应该会有所议论，他在内阁中虽最年轻，但这是他第二次入阁了，资格却老。对面的杨一清在心中判断，作为兵部尚书，他是有资格列席这样重大的内阁会议。
果然如他所想，费宏保留了他旗帜鲜明的特点开口了：“本人是赞成齐王变法的，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自从齐王在全国开始复制登莱模式，这十几年来，大明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为过。按照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要做适当的调整。
我兼管户部，这里有一份清单，那就是这十几年来，仅仅是江浙地区就成立了三万多家各类工厂，从生产火柴到从事纺织业，各类工厂五花八门。仅扬州地区就有二十多万农民进城务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明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已经逐步向工商业化发展。换一句话讲，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这是百年未有之变，齐王未雨绸缪，率先改革我们的体制，这就是远见卓识。“
说到这，他示意小太监将户部去年的统计表发放下去，等众人拿到手，他才继续说道：”大明要将强盛延续下去，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稳定，可以保文明，可以保传承。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依子充之言，这不就是变相的四民平等吗？此举涉嫌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这社会秩序还要不要，朝廷和官府的威严何在？”王琼听了费宏的话，觉得好笑。这位状元公历经侍郎、尚书，仍然是书生气十足。
“承教，”费宏立刻反驳，“我只想问一下，全国各大城市，成千上百万农民进了城，以工谋生，这样巨大的人口，谁来保障他们的利益？登莱走在了最前面，就做的很好，不错，登莱是强调四民平等。然而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官府的威信失掉了吗？我曾经多次去过登莱，那里欣欣向荣，一切井然有条。官府不仅没有丧失权威，反而有了更强的公信力。这难道不是四民平等带来的好处吗？为什么我们有些官员却看不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试问，这部不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吗？”
费宏的发言，犹如吹响了战斗的冲锋号，不同的观点顿时剑拔弩张，阁部会议出现了少有的对峙局面。从早晨一直吵到午时，焦芳等了等，见这场争论依然没有平息的意思，便出来打圆场：“阁部今日之议，观点对立，无法达成统一。这无所谓。齐王曾说，真理不辩不明。今日就先讨论到这里吧，兹事体大，请王太监将各人歧见奏告圣上，颁不颁布，最如由圣上亲裁。”
阁部会议没有结果，这并不出于众人所料。齐王的奏疏虽然搁置了一段日子，但军机处属下的宣传机构却在各大报纸上纷纷发表文章，在提前为造势，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齐王推动的决心已下，面对汹汹舆情，绝对不会退缩。
十几天后，司礼监陈洪到阁传话：“只请费先生票拟，各位老先生不必动劳。”好嘛！票拟本应由内阁公议，而今只把最早赞成颁布的费宏请到司礼监商议拟旨，是一件破例之事。由此可见，皇帝和齐王沟通完毕，原则上已经达成一致。
果然，翌日圣旨即下，草案正式颁布，但奇怪的是，这部法案生效之日却推迟到了正德十八年正旦，这似乎是在给天下读书人一个适应的时机。因有费宏独被召至司礼监拟旨一事，有人说作为首辅，这部法案应该由焦芳票拟才合乎规矩。这时候人们才醒悟过来，对啊！事情有古怪。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大跌眼镜，正德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传言还在夏威夷等待救援的齐王突然在南京露面。与此同时，各部队进入一级警备，紧接着，钱宁、佛保被拿下，广东、福建、江浙、南直隶军警配合廉政公署以及军情司统一行动，对江南地区所有的工厂作坊公开大检查。
七日后，各地检查出来的结果陆陆续续在报纸上公布，其中一些血汗工厂老板的行为让人毛骨悚然，手段触目惊心。在这些血汗工厂每日八个时辰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工作程度，随意克扣和盘剥工人工资，甚至殴打拘禁工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以江南的纺织企业最为刻薄，而这些工厂主背后大多数是所谓的江南士绅，如此恶毒刻薄，让天下有良知的人一片哗然！
与此同时，与这些奸商勾结的官员纷纷落马。瀛洲、南洋两个总督府也传来重大消息，一大批不法海商也锒铛入狱，这些人不光是偷税漏税，还走私国家管控物品，收买海关官员和海上缉私人员。种种罪行一一曝光，其中以这两年风头正劲的五峰公司尤为突出。南洋总督焦黄中卖官鬻爵被弹劾，罢官免职，淡马锡海关一大半官员落马，海关缉私队伍和当地锦衣卫衙门也有大批人员被捕和被清退。
五月六日，首辅焦芳引疚辞职，翌日便批准其致仕还乡。内阁重组，出人意料之外，最有资格成为新一届首辅的杨廷和继续担任次辅，正德皇帝任命内阁中最年轻的费宏取代焦芳，费宏不仅成为大明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同时也成为了大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内阁首辅，时年四十八岁。
正德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齐王乘火车从南京回到阔别了两年多的北京，正德皇帝携太子亲至火车站相迎，当夜齐王宿豹房与正德皇帝相谈甚欢，兄弟两人抵足而眠。正是这一晚的促膝谈心，正德皇帝才明白了朱厚炜这一系列动作后面的良苦用心。
朱厚炜要推行的是君主专制下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不仅不会削弱皇权，反而会提高皇帝对政府的控制能力。所要做的是改良现有的政治体制，让整个政府部门适应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正德十七年七月，正德皇帝正式颁旨任命齐王朱厚炜为总理大臣，主持大明变法维新工作，对国家的政体实行改良。历时三年方才完成这一次从上至下自发的大变革，正是这一次变革，为大明后面五百年的强大和稳定奠定了基础。史称”正德维新”，后世人把这次维新比作明朝的商鞅变法。
五百年后，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正德二十年正式颁布的充分表明大明帝国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其民主立宪是虚，君主专制是实。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军事性色彩。它是一种不彻底的和不完善的代议制，这位齐王殿下用心险恶，其真实的目的是，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
不过，即使是持有这些观点同样也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这次变法，才稳定了当时躁动的社会，缓解了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程度，解决了由于生产力高速发展带来的各种
问题。同时也标志着具有明朝特色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是大明帝国迈入资本主义时期的标志。从此，大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发展，正是因为这次变法，华夏继盛唐以后，再次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朱厚炜根据大明帝国的实际情况，实行的政体是二元式君主立宪政体。宪法明确规定皇权神授，皇帝是法定的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统率帝国军队，可以召集和解散议会。拥有任命官吏、创制法律、统率军队、决定帝国对外政策以及主宰议会等大权。
内阁首辅为政府首脑，以后称为总理大臣或首相。由皇帝任命，首相只对皇帝负责，在内阁中拥有绝对权力。新宪法明确规定成立议会议会，议会由两个部分组成。即贵族议会和国民议会组成。
贵族议会是帝国的最高机构，实际上是拥有权力的上议院，其代表由皇帝任命，主要有获得爵位的贵族组成，既包括文官勋臣，也可以是武官勋贵，譬如王阳明被授予新建伯，他就有资格进入贵族议会。当然，后来事实证明，贵族院逐渐由新产生的军功贵族操纵着贵族议会。
国民议会主要由普选产生，但实际上在前面一两百年间只是个空壳子，作用很小。议会只有参与制定法律和预算的职能，对政府没有监督权。这也是后世所谓皿煮人士诟病齐王朱厚炜的地方，认为这个实质上的封建君王非常的虚伪，善于隐藏自己的目的。
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齐王设立的所谓国民议会，只不过是个漂亮的花瓶。科学家和工匠因为发明创造，获得了勋位，可以选入贵族议会，而这些读书人，只要你没有勋位，却只能够进入国民议会。和一般的文官必须达到四品以上级别，皇帝才有可能授予勋位，因此，一般的读书人想进入贵族院，几乎没有可能。
很明显，齐王设国民议会最真实的目的，是给那些心中不满的士绅和读书人一个发泄的场所。还有一个险恶的用心就是把这些嘴炮放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实施监管，并用各种手段在国民中实施舆论导向，让朝廷始终掌握这个国家的绝对话语权。
不过这位砖家也承认，齐王这样做，确实效果不错，至少在华夏没有出现在欧洲出现过的血腥的革命，没有出现上百年的动乱。虽然中间有过波折，但始终保持着国内的相对稳定。
不要以为国会议员的身份就没有吸引力，成为国会议员，不仅地位尊崇，而且有不少的实惠。对于那些士绅和读书人来说能成为大明帝国国会议员，还是很有面子的。齐王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算是安抚了他们受伤的心灵，同时让读书人对成为议员趋之若鹜，不得不在舆论的引导下做一些实事。效果不要太好。
五百年后，国内有位研究明朝历史的砖家叫兽曾在访谈节目中这样总结“正德维新”后的中国：过去，我们的节目对文臣、文化、文人说得太多了，我们应该换个思路，谈谈正德朝一个最寻常的现实：那就是在这个盛世里，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怎么样？
说实话，这方面的历史真的不好查，大家都知道，我们官方的史书向来都是将民生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的，重要地位都是写权谋斗争、厚黑诡诈、帝王将相。但是透过历史的旮旯儿，我们依然可以隐约看到当时正德朝的镜像。
我们都知道，衡量盛世的标准就是一个词——国富民强。
那么让我们先看看国富，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当然是岁入。正德维新后，正德年间的岁入，每年以夏税和秋粮为环节，分两季征收，总收入计算起来，以正德四十五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看，每年夏税：米麦二千八百二十五万石、钱一亿五千万银元；秋税征收：米五千二百一十六万石、钱一亿八千万银元，合计总收入，以当时的米价为换算，共计三亿三千一百七十一万银元，相当于白银一亿六千万两。
国富，那么民生呢？正德朝实施高薪养廉，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情况，之前都举过，这里就不做赘述了，想必今天很多人都羡慕大明官员的收入。用现在的话说个个都是百万千万富翁。
我想说明的只有如下几件事：第一，从弘治十五年，齐王建议皇帝第一次下诏实施储备粮计划，在运河沿线以及中原地区，修建了多座大型粮仓，以做储粮之用。到了正德年，全国各地包括海外领总共有六十三座大型粮食储备仓库，所储备的粮食足足可以供大明全国人口食用五到十年，应对灾害的能力大大提升。
第二，从赋税情况看。跟明王朝前期的赋税相比，税收可以说是大大降低了，尤其是农业税，到了后期基本上已取消。关税、工业税和商业税替代农业税成为了朝廷赋税主要的税种，但收税的成本也同时大大降低，这主要得益于正德年间全国银行系统的逐渐完善。这就产生了税收低，却收入增加的可观景象。应当说，后来那些西方国家以减税为主要手段的重商主义和齐王朱厚炜的这种税收制度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
正德维新之后，大明其实进入了一个气候异常时期，各种灾难不断，在正德皇帝执政的四十五年里，有记录的灾害就超过三百多次。但从历次天灾发生后的大明政府反应看，政府发放赈灾粮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灾难应急机制也是很完善的，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军队传统和作为“战略储备粮”的粮仓，许多一直沿用到五百年以后的现在。综合上述，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的中国，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尽管同任何盛世一样，它存在着种种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五百年后开始发作了，大明王朝也进入了历史。但不可否认，“正德维新”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虽然它是君王专治的体制，但是他是适应当时的形势的。他也奠定了今天现代中国的基础，让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一直能够领先于世界。
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抹杀齐王对历史的贡献。我不否认朱厚炜是个独裁者，但他确实是现代中国的奠基人，这无可否认。即使他的改革不彻底，就凭他开启了这个世界的现代文明，我们也不应该否认他对历史的贡献，这位大明皇弟是位五百年才出的伟人。
——燕京大学伍中天教授于节目，20xx年。
……
正德二十一年，这些年气候有些反常。已经是三月... -->>
焦芳自从当上首辅后，每次主持会议，从不轻易发表议论，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梁储刚刚结束礼闱之事，心思还没有完全转过来，不发表议论在情理之中。
靳贵在阁臣中排名最低，代表内阁说话资格还不够。看来，只有大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费宏应该会有所议论，他在内阁中虽最年轻，但这是他第二次入阁了，资格却老。对面的杨一清在心中判断，作为兵部尚书，他是有资格列席这样重大的内阁会议。
果然如他所想，费宏保留了他旗帜鲜明的特点开口了：“本人是赞成齐王变法的，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自从齐王在全国开始复制登莱模式，这十几年来，大明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为过。按照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要做适当的调整。
我兼管户部，这里有一份清单，那就是这十几年来，仅仅是江浙地区就成立了三万多家各类工厂，从生产火柴到从事纺织业，各类工厂五花八门。仅扬州地区就有二十多万农民进城务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明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已经逐步向工商业化发展。换一句话讲，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这是百年未有之变，齐王未雨绸缪，率先改革我们的体制，这就是远见卓识。“
说到这，他示意小太监将户部去年的统计表发放下去，等众人拿到手，他才继续说道：”大明要将强盛延续下去，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稳定，可以保文明，可以保传承。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依子充之言，这不就是变相的四民平等吗？此举涉嫌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这社会秩序还要不要，朝廷和官府的威严何在？”王琼听了费宏的话，觉得好笑。这位状元公历经侍郎、尚书，仍然是书生气十足。
“承教，”费宏立刻反驳，“我只想问一下，全国各大城市，成千上百万农民进了城，以工谋生，这样巨大的人口，谁来保障他们的利益？登莱走在了最前面，就做的很好，不错，登莱是强调四民平等。然而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官府的威信失掉了吗？我曾经多次去过登莱，那里欣欣向荣，一切井然有条。官府不仅没有丧失权威，反而有了更强的公信力。这难道不是四民平等带来的好处吗？为什么我们有些官员却看不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试问，这部不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吗？”
费宏的发言，犹如吹响了战斗的冲锋号，不同的观点顿时剑拔弩张，阁部会议出现了少有的对峙局面。从早晨一直吵到午时，焦芳等了等，见这场争论依然没有平息的意思，便出来打圆场：“阁部今日之议，观点对立，无法达成统一。这无所谓。齐王曾说，真理不辩不明。今日就先讨论到这里吧，兹事体大，请王太监将各人歧见奏告圣上，颁不颁布，最如由圣上亲裁。”
阁部会议没有结果，这并不出于众人所料。齐王的奏疏虽然搁置了一段日子，但军机处属下的宣传机构却在各大报纸上纷纷发表文章，在提前为造势，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齐王推动的决心已下，面对汹汹舆情，绝对不会退缩。
十几天后，司礼监陈洪到阁传话：“只请费先生票拟，各位老先生不必动劳。”好嘛！票拟本应由内阁公议，而今只把最早赞成颁布的费宏请到司礼监商议拟旨，是一件破例之事。由此可见，皇帝和齐王沟通完毕，原则上已经达成一致。
果然，翌日圣旨即下，草案正式颁布，但奇怪的是，这部法案生效之日却推迟到了正德十八年正旦，这似乎是在给天下读书人一个适应的时机。因有费宏独被召至司礼监拟旨一事，有人说作为首辅，这部法案应该由焦芳票拟才合乎规矩。这时候人们才醒悟过来，对啊！事情有古怪。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大跌眼镜，正德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传言还在夏威夷等待救援的齐王突然在南京露面。与此同时，各部队进入一级警备，紧接着，钱宁、佛保被拿下，广东、福建、江浙、南直隶军警配合廉政公署以及军情司统一行动，对江南地区所有的工厂作坊公开大检查。
七日后，各地检查出来的结果陆陆续续在报纸上公布，其中一些血汗工厂老板的行为让人毛骨悚然，手段触目惊心。在这些血汗工厂每日八个时辰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工作程度，随意克扣和盘剥工人工资，甚至殴打拘禁工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以江南的纺织企业最为刻薄，而这些工厂主背后大多数是所谓的江南士绅，如此恶毒刻薄，让天下有良知的人一片哗然！
与此同时，与这些奸商勾结的官员纷纷落马。瀛洲、南洋两个总督府也传来重大消息，一大批不法海商也锒铛入狱，这些人不光是偷税漏税，还走私国家管控物品，收买海关官员和海上缉私人员。种种罪行一一曝光，其中以这两年风头正劲的五峰公司尤为突出。南洋总督焦黄中卖官鬻爵被弹劾，罢官免职，淡马锡海关一大半官员落马，海关缉私队伍和当地锦衣卫衙门也有大批人员被捕和被清退。
五月六日，首辅焦芳引疚辞职，翌日便批准其致仕还乡。内阁重组，出人意料之外，最有资格成为新一届首辅的杨廷和继续担任次辅，正德皇帝任命内阁中最年轻的费宏取代焦芳，费宏不仅成为大明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同时也成为了大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内阁首辅，时年四十八岁。
正德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齐王乘火车从南京回到阔别了两年多的北京，正德皇帝携太子亲至火车站相迎，当夜齐王宿豹房与正德皇帝相谈甚欢，兄弟两人抵足而眠。正是这一晚的促膝谈心，正德皇帝才明白了朱厚炜这一系列动作后面的良苦用心。
朱厚炜要推行的是君主专制下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不仅不会削弱皇权，反而会提高皇帝对政府的控制能力。所要做的是改良现有的政治体制，让整个政府部门适应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正德十七年七月，正德皇帝正式颁旨任命齐王朱厚炜为总理大臣，主持大明变法维新工作，对国家的政体实行改良。历时三年方才完成这一次从上至下自发的大变革，正是这一次变革，为大明后面五百年的强大和稳定奠定了基础。史称”正德维新”，后世人把这次维新比作明朝的商鞅变法。
五百年后，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正德二十年正式颁布的充分表明大明帝国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其民主立宪是虚，君主专制是实。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军事性色彩。它是一种不彻底的和不完善的代议制，这位齐王殿下用心险恶，其真实的目的是，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
不过，即使是持有这些观点同样也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这次变法，才稳定了当时躁动的社会，缓解了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程度，解决了由于生产力高速发展带来的各种
问题。同时也标志着具有明朝特色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是大明帝国迈入资本主义时期的标志。从此，大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发展，正是因为这次变法，华夏继盛唐以后，再次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朱厚炜根据大明帝国的实际情况，实行的政体是二元式君主立宪政体。宪法明确规定皇权神授，皇帝是法定的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统率帝国军队，可以召集和解散议会。拥有任命官吏、创制法律、统率军队、决定帝国对外政策以及主宰议会等大权。
内阁首辅为政府首脑，以后称为总理大臣或首相。由皇帝任命，首相只对皇帝负责，在内阁中拥有绝对权力。新宪法明确规定成立议会议会，议会由两个部分组成。即贵族议会和国民议会组成。
贵族议会是帝国的最高机构，实际上是拥有权力的上议院，其代表由皇帝任命，主要有获得爵位的贵族组成，既包括文官勋臣，也可以是武官勋贵，譬如王阳明被授予新建伯，他就有资格进入贵族议会。当然，后来事实证明，贵族院逐渐由新产生的军功贵族操纵着贵族议会。
国民议会主要由普选产生，但实际上在前面一两百年间只是个空壳子，作用很小。议会只有参与制定法律和预算的职能，对政府没有监督权。这也是后世所谓皿煮人士诟病齐王朱厚炜的地方，认为这个实质上的封建君王非常的虚伪，善于隐藏自己的目的。
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齐王设立的所谓国民议会，只不过是个漂亮的花瓶。科学家和工匠因为发明创造，获得了勋位，可以选入贵族议会，而这些读书人，只要你没有勋位，却只能够进入国民议会。和一般的文官必须达到四品以上级别，皇帝才有可能授予勋位，因此，一般的读书人想进入贵族院，几乎没有可能。
很明显，齐王设国民议会最真实的目的，是给那些心中不满的士绅和读书人一个发泄的场所。还有一个险恶的用心就是把这些嘴炮放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实施监管，并用各种手段在国民中实施舆论导向，让朝廷始终掌握这个国家的绝对话语权。
不过这位砖家也承认，齐王这样做，确实效果不错，至少在华夏没有出现在欧洲出现过的血腥的革命，没有出现上百年的动乱。虽然中间有过波折，但始终保持着国内的相对稳定。
不要以为国会议员的身份就没有吸引力，成为国会议员，不仅地位尊崇，而且有不少的实惠。对于那些士绅和读书人来说能成为大明帝国国会议员，还是很有面子的。齐王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算是安抚了他们受伤的心灵，同时让读书人对成为议员趋之若鹜，不得不在舆论的引导下做一些实事。效果不要太好。
五百年后，国内有位研究明朝历史的砖家叫兽曾在访谈节目中这样总结“正德维新”后的中国：过去，我们的节目对文臣、文化、文人说得太多了，我们应该换个思路，谈谈正德朝一个最寻常的现实：那就是在这个盛世里，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怎么样？
说实话，这方面的历史真的不好查，大家都知道，我们官方的史书向来都是将民生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的，重要地位都是写权谋斗争、厚黑诡诈、帝王将相。但是透过历史的旮旯儿，我们依然可以隐约看到当时正德朝的镜像。
我们都知道，衡量盛世的标准就是一个词——国富民强。
那么让我们先看看国富，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当然是岁入。正德维新后，正德年间的岁入，每年以夏税和秋粮为环节，分两季征收，总收入计算起来，以正德四十五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看，每年夏税：米麦二千八百二十五万石、钱一亿五千万银元；秋税征收：米五千二百一十六万石、钱一亿八千万银元，合计总收入，以当时的米价为换算，共计三亿三千一百七十一万银元，相当于白银一亿六千万两。
国富，那么民生呢？正德朝实施高薪养廉，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情况，之前都举过，这里就不做赘述了，想必今天很多人都羡慕大明官员的收入。用现在的话说个个都是百万千万富翁。
我想说明的只有如下几件事：第一，从弘治十五年，齐王建议皇帝第一次下诏实施储备粮计划，在运河沿线以及中原地区，修建了多座大型粮仓，以做储粮之用。到了正德年，全国各地包括海外领总共有六十三座大型粮食储备仓库，所储备的粮食足足可以供大明全国人口食用五到十年，应对灾害的能力大大提升。
第二，从赋税情况看。跟明王朝前期的赋税相比，税收可以说是大大降低了，尤其是农业税，到了后期基本上已取消。关税、工业税和商业税替代农业税成为了朝廷赋税主要的税种，但收税的成本也同时大大降低，这主要得益于正德年间全国银行系统的逐渐完善。这就产生了税收低，却收入增加的可观景象。应当说，后来那些西方国家以减税为主要手段的重商主义和齐王朱厚炜的这种税收制度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
正德维新之后，大明其实进入了一个气候异常时期，各种灾难不断，在正德皇帝执政的四十五年里，有记录的灾害就超过三百多次。但从历次天灾发生后的大明政府反应看，政府发放赈灾粮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灾难应急机制也是很完善的，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军队传统和作为“战略储备粮”的粮仓，许多一直沿用到五百年以后的现在。综合上述，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的中国，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尽管同任何盛世一样，它存在着种种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五百年后开始发作了，大明王朝也进入了历史。但不可否认，“正德维新”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虽然它是君王专治的体制，但是他是适应当时的形势的。他也奠定了今天现代中国的基础，让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一直能够领先于世界。
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抹杀齐王对历史的贡献。我不否认朱厚炜是个独裁者，但他确实是现代中国的奠基人，这无可否认。即使他的改革不彻底，就凭他开启了这个世界的现代文明，我们也不应该否认他对历史的贡献，这位大明皇弟是位五百年才出的伟人。
——燕京大学伍中天教授于节目，20xx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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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二十一年，这些年气候有些反常。已经是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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