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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行程,前前后后耽误了顾骜两三个星期的课业。
所以他一回校,就不得不重新回到疯狂补课的生活中。
包处长跟他说了,到1月份就可能要去沪江,搞定最后的手续、把那些滞留在香江的设备弄回来。
另外随着外资委的成立,接受香江包船王的捐赠、在沪江建立国有外事酒店的事儿,也算是一桩大政绩。沪江市的领导当初唯唯诺诺不敢上报国家,而外资委如果把对方的联络意向上达,无疑能证明外资委的工作能力。
这事儿是顾骜打探来的消息,同样也是与沪江当地政府要打交道,到时候与《沪江滩》的取景审批一起搞定,也算是一事不烦二主。
大人物,能少请托一次就少请托一次,能打包搞定就打包搞定,这都是官场常识。
哪怕不混官场,到了企业里,大老板也最恨那种一点点小事就来请示一次的唯唯诺诺职员。而喜欢那种有一定自主性、把大事儿攒一攒集中请示的,这就叫会办事。
其中的尺度,无非是“另可我多花5分钟,也要让领导少花1分钟”;如果是越两级的领导,那就是“他的一分钟值你半小时”,以此类推。
拿捏得住这个尺度的,无论在企业在机关,都更有机会成为合格的管理人才。(当然上述只是一般情况,如果是领导作风特别官僚的地方,上述比例就得放大,那都是特例。)
而1980年的春节是2月中旬,所以大学到2月初就放寒假了,外交学院的期末考试本来放在1月下旬。
但顾骜1月中旬就得去沪江公干,这就意味着学校又一次给他开小灶,提前半个月期末考试。
他只有其他同学一半的时间念书,简直紧张到了爆炸。
偏偏顾骜也意识到,在外交学院学的东西,是切切实实能直接拿来用的,对他的工作和未来发展很有帮助——如果不是在外交学院受到的训练,他这次说不定连跟邵爵士和包船王谈笑风生交朋友的手腕都没有。
加上他前世是个工科生,这两年多来他是真心觉得学到了东西。尤其是把前世通过地铁上听APP课程得来的零散心得,系统化地梳理了一遍,塑造成一个文理全才。
坚持上课和补习之余,顾骜每天还有两项必定会做的事情。
一个是每天花几分钟跟萧穗煲煲电话粥,放松一下神经。
另一个就是给钱塘的姐姐,以及马风打电话。
电子厂那边的事儿,马风随时会就近帮顾骜盯着,这些日子下来,马风也成长了不少,至少懂得处理各种供应链管理上的突发事件了。
很多搞不定的事情,也让马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如饥似渴地找《亨利福特传》这种英文原版的企业家传记来看。
这种书当然不能作为专业的企业管理教材。但如果不考虑市场开拓、只弄弄供应链管理,亨利福特那点老掉牙的经验还是够用的,至少对于只学过英语、没学过管理的马风来说,颇有补益。这都是带着问题、带着现实中遇到的困难去学习,与漫无目标的提前学习,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而姐姐顾敏,则要帮顾骜盯着钱塘那边的新产品开发进度:当初的“雷电战机”之所以靠杨自豪、鲁运达两个浙大本科生一个半月就搞定了,那只是因为有了西角友宏的半成品可以学习,大伙儿只是移植一下,外加修修补补。
这支萌芽一般的开发团队拉起来之后,从10月份开始,顾骜就加大投入,争取让大伙儿花3个月时间,按他的设计指示,作出两款从头到尾、由软到硬,都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电子街机来。
为此,他当时就私下拿钱让姐姐再拉两三个开发人员进来,甚至最后还拉了一个浙大的年轻男老师,名叫严磊。
是个60年代中前期、十年不可描述前、正牌通过高考的大学生。搞电机的,69年读研毕业留校任教——也就是跟韩婷那种年纪和受教育经历。
60年代,国内大学是没有电子系的,只有电机系、电气系,因为当时集成电路在欧美也才是刚刚出现不就的新鲜事物。所以如今新的电子系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当初学了电机系、后来随着技术进步,跟学生们一起慢慢摸索,学了几门电子相关专业课,就转过来的。
即使这样的人才在电子设计方面也是跟学生几乎一起学的,但毕竟其他专业基础扎实,也懂点儿研发工作的规划管理。一旦团队扩大,不再是“每个人单干研发一个项目”时,这样有点权威、有点想法的人才便很重要了。>
这一趟行程,前前后后耽误了顾骜两三个星期的课业。
所以他一回校,就不得不重新回到疯狂补课的生活中。
包处长跟他说了,到1月份就可能要去沪江,搞定最后的手续、把那些滞留在香江的设备弄回来。
另外随着外资委的成立,接受香江包船王的捐赠、在沪江建立国有外事酒店的事儿,也算是一桩大政绩。沪江市的领导当初唯唯诺诺不敢上报国家,而外资委如果把对方的联络意向上达,无疑能证明外资委的工作能力。
这事儿是顾骜打探来的消息,同样也是与沪江当地政府要打交道,到时候与《沪江滩》的取景审批一起搞定,也算是一事不烦二主。
大人物,能少请托一次就少请托一次,能打包搞定就打包搞定,这都是官场常识。
哪怕不混官场,到了企业里,大老板也最恨那种一点点小事就来请示一次的唯唯诺诺职员。而喜欢那种有一定自主性、把大事儿攒一攒集中请示的,这就叫会办事。
其中的尺度,无非是“另可我多花5分钟,也要让领导少花1分钟”;如果是越两级的领导,那就是“他的一分钟值你半小时”,以此类推。
拿捏得住这个尺度的,无论在企业在机关,都更有机会成为合格的管理人才。(当然上述只是一般情况,如果是领导作风特别官僚的地方,上述比例就得放大,那都是特例。)
而1980年的春节是2月中旬,所以大学到2月初就放寒假了,外交学院的期末考试本来放在1月下旬。
但顾骜1月中旬就得去沪江公干,这就意味着学校又一次给他开小灶,提前半个月期末考试。
他只有其他同学一半的时间念书,简直紧张到了爆炸。
偏偏顾骜也意识到,在外交学院学的东西,是切切实实能直接拿来用的,对他的工作和未来发展很有帮助——如果不是在外交学院受到的训练,他这次说不定连跟邵爵士和包船王谈笑风生交朋友的手腕都没有。
加上他前世是个工科生,这两年多来他是真心觉得学到了东西。尤其是把前世通过地铁上听APP课程得来的零散心得,系统化地梳理了一遍,塑造成一个文理全才。
坚持上课和补习之余,顾骜每天还有两项必定会做的事情。
一个是每天花几分钟跟萧穗煲煲电话粥,放松一下神经。
另一个就是给钱塘的姐姐,以及马风打电话。
电子厂那边的事儿,马风随时会就近帮顾骜盯着,这些日子下来,马风也成长了不少,至少懂得处理各种供应链管理上的突发事件了。
很多搞不定的事情,也让马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如饥似渴地找《亨利福特传》这种英文原版的企业家传记来看。
这种书当然不能作为专业的企业管理教材。但如果不考虑市场开拓、只弄弄供应链管理,亨利福特那点老掉牙的经验还是够用的,至少对于只学过英语、没学过管理的马风来说,颇有补益。这都是带着问题、带着现实中遇到的困难去学习,与漫无目标的提前学习,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而姐姐顾敏,则要帮顾骜盯着钱塘那边的新产品开发进度:当初的“雷电战机”之所以靠杨自豪、鲁运达两个浙大本科生一个半月就搞定了,那只是因为有了西角友宏的半成品可以学习,大伙儿只是移植一下,外加修修补补。
这支萌芽一般的开发团队拉起来之后,从10月份开始,顾骜就加大投入,争取让大伙儿花3个月时间,按他的设计指示,作出两款从头到尾、由软到硬,都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电子街机来。
为此,他当时就私下拿钱让姐姐再拉两三个开发人员进来,甚至最后还拉了一个浙大的年轻男老师,名叫严磊。
是个60年代中前期、十年不可描述前、正牌通过高考的大学生。搞电机的,69年读研毕业留校任教——也就是跟韩婷那种年纪和受教育经历。
60年代,国内大学是没有电子系的,只有电机系、电气系,因为当时集成电路在欧美也才是刚刚出现不就的新鲜事物。所以如今新的电子系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当初学了电机系、后来随着技术进步,跟学生们一起慢慢摸索,学了几门电子相关专业课,就转过来的。
即使这样的人才在电子设计方面也是跟学生几乎一起学的,但毕竟其他专业基础扎实,也懂点儿研发工作的规划管理。一旦团队扩大,不再是“每个人单干研发一个项目”时,这样有点权威、有点想法的人才便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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