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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原来的决定，让rmb也跟随亚洲其他国家一起贬值？”
杨少宗对这个问题稍微多考虑了片刻，随即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我和中央领导单独做了一个汇报，我认为暂时的负面影响不会持续太久，依照国内现有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我们不需要降低汇率，我们可以承受目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这一次的亚洲金融危机只有三个的获益者，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中国，最后一个是印度。美国在未来十年内会迎来新的增长高峰，中国大抵相同，印度最初的增长虽然较慢，但还是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投资地，简单的说，现在投资孟买的房地产，大约十年后可以获得五到六倍的回报。”
记者继续问道：“按照您的说法和判断，是不是亚洲其他国家都会受损，只有这三个国家获得了好处？”
杨少宗道：“从五年来看，东南亚很难恢复原有的国际资本的投资信任，韩国和新加坡恢复的速度会最快，相对也不会太慢，而在这个阶段，大部分国际投资资本将主要转移向其他地区，包括巴西、澳大利亚、美国、印度、中国都是比较合适的新投资地。俄罗斯虽然也遭遇了一次金融波动，但它的恢复速度是很快的，影响不太大，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合适的新投资地。简单的说，我认为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时代已经就此结束，未来十年，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将会是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之为金砖四国，他们相同的特点是人口多，资源多，相比四小龙四小虎的发展空间更大，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更低。”
听到这番话，几乎全场都是一阵喧哗。
姜海匆忙换了一个记者，《首都日报》的记者重新站起来，继续和杨少宗道：“杨董事长您好，我是《首都日报》的财经专栏记者，我现在想问您，关于老虎基金、量子基金和新出现的蝰蛇基金，这些对冲基金是否真的无法克制，无法对付他们？如果没有机构治理他们，他们是不是将会一直祸害整个世界经济？”
杨少宗点了点头，稍微考虑一下，道：“我觉得你不太可能是学经济出身。就我个人来看，对冲基金也只是一种自由金融市场的正常行为。很多人为泰国等政府辩论，报道危机中的大量失业，但我要说，我们在96年的2月份左右就已经陆续和泰国、印尼等政府交流过，希望他们减少外汇债率，保证本国投资市场的稳定，可他们并没有接纳我们的意见。我在这个方面不适合公开谈论太多，但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更相当于是一个比较激烈的市场调整，因为你故意将自己的货币高估，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刺激自己的gd在表面上增长，别人发现了商机炒卖，逼迫你又重新按照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去估价……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就这么简单。至于对冲基金是否要克制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是对冲基金，必然面对着高风险，他们现在可以赚钱，未来也会赔钱，‘既可能在高风险投资中获利不菲，也可能损失惨重’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克制。”
这个《首都日报》的记者可能真不怎么样，很快又问道：“如果您见到索罗斯，您会和他说什么，是否会谴责他的行为，据我所知，泰国人将他称之为金融大盗，盗走了他们的所有财富！”
杨少宗想了想，道：“我没有和索罗斯先生见过面，也不知道见面之后会谈什么。在金融危机这整整一年时间里，我和老虎基金的主席罗伯逊先生有过两次会晤，也通过一次电话，我不赞同的他的选择，也不去否定他的选择。实际上，中旗投行总行在96年底就沽空了一年期的韩元，因为我们当时猜测韩国央行不可能对这种局势无动于衷，在97年肯定会进行一些调整，如果他们不调整，我们反正也没有多少损失。结果很意外，我们赚取了大约几十亿的美金。据我所知，国际上所有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都大量沽空亚洲主权货币，我们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我们只是认为你的货币不值这么多美元，所以我们买美元，卖掉你们的货币。不可能说你的货币不停贬值，我还要继续持有你的国债，不行，如果我不快点卖掉，每天都在损失几千万美金。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实际赚了很多钱去弥补我们因为市值蒸发和在亚洲投资而造成的损失，但不是大家比较公认的沽空货币、股指，那是对冲基金的事情，做为一家投行，我们主要选择对国际期货进行操作，这是我们比较擅长的领域，我们大约拿出了一百多亿美金去沽空黄金的长期合同，在石油、钢铁、铁矿石等长期合同上，我们也在大笔的沽空，而我们此前持有的期货合同都在迅速清仓。简单的说，投行也好，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罢，我们都要对股东负责，我们不能因为危机亏损，即使有亏损，我们也必须尽快减少损失。”
《首都日报》的记者继续问道：“那是否可以说国际投行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缔造者和参与者？”
杨少宗道：“你们不能要求一家企业去承担政府的责任和过失，我觉得你的提问有点过于道德主义，假如你是一家投行的高管，你会怎么做？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一次的危机，国际资本正在快速的远离亚洲市场，这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长远问题。”
这个时候，姜海也觉得他所熟悉的这个《首都日报》的记者很不靠谱，当即重新换了一个记者，由《中国经济周刊》的记者起来重新提问。
《中国经济周刊》的记者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她站起来后问道：“杨委员，就您个人来看，东南亚国家目前更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恢复国际资本市场对他们的信任，避免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
杨少宗道：“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也是我想重点回答的问题。就我个人来看，首先是各国的金融市场要进一步开放，但同时要控制开放的尺度，你可以让外资银行介入更多的经营，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入，同时也要暂时中止类似外汇杠杆之类的操作。就我个人而言，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他们必须做出更大的改革，保证廉洁的政治环境和平等商业发展机会，增加国际资本介入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建立有效的金融秩序，确保自身汇率的稳定。如果他们做不到，我觉得在未来十年内，国际资本很难会回流。”
《中国经济周刊》的女记者继续问道：“您说这场危机最终只有三个获益者，特别是中国，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有什么样的建议，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有什么样的判断？”
杨少宗道：“这个问题，我也和中央国务院做过了一个完整的汇报。我个人的建议是学习新加坡进一步加大国有资本的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分离；第二，做好金融改革工作，允许外资介入，同时鼓励国内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外发展，相互兼容，更好的引入高质量和长期稳定的国际资本；第三，给予外资企业一定的优惠，但要做好外资、民营、国有控股之间的平衡，特别是要重视民营资本的发展和鼓励；第四，建立更开放、更廉洁、更高效的政府和市场机制，对市场的干预要少，但要恰到好处，对于重要产业暂时不适合对外开放的，首先要实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平等，比如说我们近期正在推进石油、电信、航空等领域的经营牌照开放制度，这就会给其他企业更多的机会共同发展；第五，重视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要将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做为发展的重点；第六，要坚持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原则，不能忽视对地产行业的控制，地产业一旦脱离了控制，价格飞涨，老百姓就买不起房，就会和泰国一样，房价很高，gd很高，一半的房子卖不出去，而且将大量社会资金和国际资本从高技术产业吸引过去，导致国家工业基础产业无法良性的发展。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如果我们未来能够做好这些改革，我相信，大概在二十年内，中国的gd总量将会超过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听到这番话，中国的记者都是一阵欢欣，《中国经济周刊》的女记者也很高兴的继续问道：“那您觉得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
杨少宗稍微沉默了一段时间，道：“理论上来说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大约在30年后，也就是最接近美国的那个阶段可能出现目前的情况，那就是人口老龄化。届时，我们大约会有六到七亿的老龄人，青壮年的劳动力资源下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还在做这方面的预测性研究。”
他这番话又让大家一阵担心，《中国经济周刊》的女记者忍不住追问道：“美国是否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杨少宗简单的答道：“美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因素，美国的人口比例一直很健康，当然，美国人口在三十年后的一个变化是黑人可能会明显增多，这会带来多少影响……我不好说，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的领域只是研究经济。”RO
变原来的决定，让rmb也跟随亚洲其他国家一起贬值？”
杨少宗对这个问题稍微多考虑了片刻，随即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我和中央领导单独做了一个汇报，我认为暂时的负面影响不会持续太久，依照国内现有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我们不需要降低汇率，我们可以承受目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这一次的亚洲金融危机只有三个的获益者，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中国，最后一个是印度。美国在未来十年内会迎来新的增长高峰，中国大抵相同，印度最初的增长虽然较慢，但还是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投资地，简单的说，现在投资孟买的房地产，大约十年后可以获得五到六倍的回报。”
记者继续问道：“按照您的说法和判断，是不是亚洲其他国家都会受损，只有这三个国家获得了好处？”
杨少宗道：“从五年来看，东南亚很难恢复原有的国际资本的投资信任，韩国和新加坡恢复的速度会最快，相对也不会太慢，而在这个阶段，大部分国际投资资本将主要转移向其他地区，包括巴西、澳大利亚、美国、印度、中国都是比较合适的新投资地。俄罗斯虽然也遭遇了一次金融波动，但它的恢复速度是很快的，影响不太大，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合适的新投资地。简单的说，我认为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时代已经就此结束，未来十年，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将会是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之为金砖四国，他们相同的特点是人口多，资源多，相比四小龙四小虎的发展空间更大，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更低。”
听到这番话，几乎全场都是一阵喧哗。
姜海匆忙换了一个记者，《首都日报》的记者重新站起来，继续和杨少宗道：“杨董事长您好，我是《首都日报》的财经专栏记者，我现在想问您，关于老虎基金、量子基金和新出现的蝰蛇基金，这些对冲基金是否真的无法克制，无法对付他们？如果没有机构治理他们，他们是不是将会一直祸害整个世界经济？”
杨少宗点了点头，稍微考虑一下，道：“我觉得你不太可能是学经济出身。就我个人来看，对冲基金也只是一种自由金融市场的正常行为。很多人为泰国等政府辩论，报道危机中的大量失业，但我要说，我们在96年的2月份左右就已经陆续和泰国、印尼等政府交流过，希望他们减少外汇债率，保证本国投资市场的稳定，可他们并没有接纳我们的意见。我在这个方面不适合公开谈论太多，但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更相当于是一个比较激烈的市场调整，因为你故意将自己的货币高估，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刺激自己的gd在表面上增长，别人发现了商机炒卖，逼迫你又重新按照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去估价……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就这么简单。至于对冲基金是否要克制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是对冲基金，必然面对着高风险，他们现在可以赚钱，未来也会赔钱，‘既可能在高风险投资中获利不菲，也可能损失惨重’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克制。”
这个《首都日报》的记者可能真不怎么样，很快又问道：“如果您见到索罗斯，您会和他说什么，是否会谴责他的行为，据我所知，泰国人将他称之为金融大盗，盗走了他们的所有财富！”
杨少宗想了想，道：“我没有和索罗斯先生见过面，也不知道见面之后会谈什么。在金融危机这整整一年时间里，我和老虎基金的主席罗伯逊先生有过两次会晤，也通过一次电话，我不赞同的他的选择，也不去否定他的选择。实际上，中旗投行总行在96年底就沽空了一年期的韩元，因为我们当时猜测韩国央行不可能对这种局势无动于衷，在97年肯定会进行一些调整，如果他们不调整，我们反正也没有多少损失。结果很意外，我们赚取了大约几十亿的美金。据我所知，国际上所有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都大量沽空亚洲主权货币，我们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我们只是认为你的货币不值这么多美元，所以我们买美元，卖掉你们的货币。不可能说你的货币不停贬值，我还要继续持有你的国债，不行，如果我不快点卖掉，每天都在损失几千万美金。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实际赚了很多钱去弥补我们因为市值蒸发和在亚洲投资而造成的损失，但不是大家比较公认的沽空货币、股指，那是对冲基金的事情，做为一家投行，我们主要选择对国际期货进行操作，这是我们比较擅长的领域，我们大约拿出了一百多亿美金去沽空黄金的长期合同，在石油、钢铁、铁矿石等长期合同上，我们也在大笔的沽空，而我们此前持有的期货合同都在迅速清仓。简单的说，投行也好，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罢，我们都要对股东负责，我们不能因为危机亏损，即使有亏损，我们也必须尽快减少损失。”
《首都日报》的记者继续问道：“那是否可以说国际投行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缔造者和参与者？”
杨少宗道：“你们不能要求一家企业去承担政府的责任和过失，我觉得你的提问有点过于道德主义，假如你是一家投行的高管，你会怎么做？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一次的危机，国际资本正在快速的远离亚洲市场，这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长远问题。”
这个时候，姜海也觉得他所熟悉的这个《首都日报》的记者很不靠谱，当即重新换了一个记者，由《中国经济周刊》的记者起来重新提问。
《中国经济周刊》的记者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她站起来后问道：“杨委员，就您个人来看，东南亚国家目前更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恢复国际资本市场对他们的信任，避免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
杨少宗道：“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也是我想重点回答的问题。就我个人来看，首先是各国的金融市场要进一步开放，但同时要控制开放的尺度，你可以让外资银行介入更多的经营，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入，同时也要暂时中止类似外汇杠杆之类的操作。就我个人而言，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他们必须做出更大的改革，保证廉洁的政治环境和平等商业发展机会，增加国际资本介入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建立有效的金融秩序，确保自身汇率的稳定。如果他们做不到，我觉得在未来十年内，国际资本很难会回流。”
《中国经济周刊》的女记者继续问道：“您说这场危机最终只有三个获益者，特别是中国，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有什么样的建议，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有什么样的判断？”
杨少宗道：“这个问题，我也和中央国务院做过了一个完整的汇报。我个人的建议是学习新加坡进一步加大国有资本的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分离；第二，做好金融改革工作，允许外资介入，同时鼓励国内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外发展，相互兼容，更好的引入高质量和长期稳定的国际资本；第三，给予外资企业一定的优惠，但要做好外资、民营、国有控股之间的平衡，特别是要重视民营资本的发展和鼓励；第四，建立更开放、更廉洁、更高效的政府和市场机制，对市场的干预要少，但要恰到好处，对于重要产业暂时不适合对外开放的，首先要实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平等，比如说我们近期正在推进石油、电信、航空等领域的经营牌照开放制度，这就会给其他企业更多的机会共同发展；第五，重视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要将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做为发展的重点；第六，要坚持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原则，不能忽视对地产行业的控制，地产业一旦脱离了控制，价格飞涨，老百姓就买不起房，就会和泰国一样，房价很高，gd很高，一半的房子卖不出去，而且将大量社会资金和国际资本从高技术产业吸引过去，导致国家工业基础产业无法良性的发展。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如果我们未来能够做好这些改革，我相信，大概在二十年内，中国的gd总量将会超过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听到这番话，中国的记者都是一阵欢欣，《中国经济周刊》的女记者也很高兴的继续问道：“那您觉得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
杨少宗稍微沉默了一段时间，道：“理论上来说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大约在30年后，也就是最接近美国的那个阶段可能出现目前的情况，那就是人口老龄化。届时，我们大约会有六到七亿的老龄人，青壮年的劳动力资源下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还在做这方面的预测性研究。”
他这番话又让大家一阵担心，《中国经济周刊》的女记者忍不住追问道：“美国是否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杨少宗简单的答道：“美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因素，美国的人口比例一直很健康，当然，美国人口在三十年后的一个变化是黑人可能会明显增多，这会带来多少影响……我不好说，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的领域只是研究经济。”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