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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淞沪抗战共有两次,一次在1932年1月开始,第二次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
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历次中日开打一样,开始总是日本人挑衅,双方摩擦,接着大打出手。
当时蒋介石因政治需要正下野。
(二).
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将士大都来自南方福建、广东的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可怜将士们穿着单衣,短裤露膝,趴在掩体里,在冰天雪地里警戒着,并不断和日军作战。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作为十九路军主要火力的手榴弹供应不上,但南京政府始终不予以回应。
(三).
1月29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最高中枢——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了紧急会议。在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悲观地说,上海如果一开打,南京怕就是不能呆了,要决心迁移政府。
蒋介石接着说,这个,上海这个仗,实在是打不得。人家是有备而来,我们岂能凭一时之勇。
其实当时蒋已握大部兵权,但还没有名正言顺,他生怕一旦打败,归罪于他一人,所以很难得的和汪精卫保持了一致。
汪、蒋都表态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会议决定,迁都洛阳。
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联合签署移驻洛阳宣言。
1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率1000多官员及相关人员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北上赴洛阳。而此时日本的军舰已到达京口——镇江。
(四).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原是中山先生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参加大革命的光荣传统,当时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指挥,京(南京)沪(上海)卫戍司令为陈铭枢。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上下主张坚决回应日军的挑衅,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特别是1931年9月8日,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全国都把张学良骂成不抵抗将军,民族罪人。其实张主要是替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黑锅。
当时,全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抗议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的首都南京,由于当局采取压制手段,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
但好景不长,戒备森严的南京,也不断出现“要求对日宣战”、“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反对退让”等标语,警察奉命只好暗中偷偷去撕毁。
从九月十八日东北遭侵略二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起,北平、天津、上海、武汉三镇等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代表陆续到达南京,最多时有近万人,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
十一日上午起,学生代表陆续在中央党部集中,先是在门口排队,后来人太多了,挤进了中央党部大门。党部警卫们劝住无效,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时候蒋委员长已经到了,正在楼上开会。
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当局叫学生推举代表到里面讲话,学生当即推出八位为代表。
这八位被引到会客室后,从楼上下来的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张继、吴铁城两位委员。
而张继首先用告诫的口气对学生代表们说,当前的国事,国民政府已有既定政策。同学们应该坚决拥护,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谣言。
学生代表们听到“谣言”两字,愤怒地反问道,东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了,几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是谣言
学生代表又说,我们不辞劳苦,来首都是为了几千万东北同胞请命。国难当头,请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态度,我们比无他求。
吴铁城打断了学生代表的话,叫他们回去写出书面报告提交给政府研究。
学生代表们一听,知道这是拖延糊弄他们,就坚决地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坚决抗日!蒋委员长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要他和全体同学们讲清楚政府的政策就行。
张继、吴铁城见糊弄不过去,只好回到会议室汇报。
听完汇报后的蒋委员长怒形于色。和老蒋渊源颇深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见状,就提出学生问题应当由教育部处理。
消息传到楼下,学生大哗,齐声高呼我们要抗战,我们要见蒋委员长,怒骂之声震动整个中央党部。
几个警卫上前想把学生推离,由于人太多推不动,警卫就用力拖,学生误以为要动武,便使劲向前冲。
混乱之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学生们听到枪声,边骂边退,涌出了中央党部。这一枪是侍卫队放的,为的是恐吓学生。
各地学生在十一号的请愿,不仅没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还遭到武力威胁,但他们毫不屈服。
十二号早晨,请愿学生们又齐集到国民政府大门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要求蒋委员长接见。
等到十一点来钟,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祖出来见学生,学生们坐在地上不理他。
贺耀祖悻悻地说,同学们来京请愿,是出于爱国热忱,和国民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蒋委员长深为嘉许。
贺耀祖还没说完,广场上嘘声四起。
何耀祖顿顿,继续说,同学们的意见很好,但我们必须估计一下我们自己的力量,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只图一时的气愤,轻举妄动,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贺的话中没有提到一次“抗战”两字。
一位学生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责问道,照你的说法,我们只有听凭日本的侵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把握去抗战?
另一位学生说,政府坚持内战,制造分裂,还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这个责任该有谁负啊?
一时,“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等口号声响彻广场。
贺耀祖见状,恼羞成怒,声称学生开枪的事必须追究,只有先扫除奸人才谈得上团结。
学生们一听居然诬陷昨天在中央党部开枪是学生干的,和学生们玩贼喊捉贼的一套,顿时就像一桶冷水倒进滚开的油锅一样,广场上立即掀起一片怒骂之声。
学生们责问:“到底是谁捣乱?”“我们要求你交出奸人来!”问得贺耀祖哑口无言。
贺耀祖的奸计不成,怕局面失控,更是为了自己脱身,连忙说:好好,我将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称述。说着就溜下台,躲起来了。
下午,请愿学生增加到五、六千人,他们大多数带着被子、毯子等,表示坚决要见蒋委员长,见不到不走。
入夜,学生们露宿在国民政府外的广场上。十一月夜晚的天气已很寒冷,不少女同学互相背靠背挤在一起御寒,这种爱国之心令警察都感动了,他们尽量减少警卫范围,便于同学们活动。
(六)
十三日,请愿学生的人数又有增加,国民政府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紧张起来,选派了50名便衣警察,化装成学生模样,三个两个的混入广场。
到了中午,考试院长戴季陶慢吞吞地来了,与学生们见面。他避而不谈抗战的实质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能抵抗,抵抗的话,三天之内就要亡国。
学生们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纷纷怒骂。
乘着这时广场嘈杂之际,混入学生们中间的便衣警察借机高喊:“走,走,走,吃饭去,不听他的无用一套!”
有小部分同学不明就里,就跟着走了,接着大部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移动了。此时,队伍中有人出来阻止,但已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广场上空空如也。当局自以为得计。
(七)
不料,黄昏时,学生们又全回来了,人数还有所增加,队伍排得更整齐,表情也严肃起来,当局一看,怕要出大乱子,只好有所放松警戒。到了晚上,天空下起了雨。原来不许学生们进入国民政府大门,随着雨越下越大,警卫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只好退到二道门。把大门内的走廊和会客室让给学生们避雨、休息。这样局势才有所缓解。但当局还是借来了军棍几十条,作为防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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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淞沪抗战共有两次,一次在1932年1月开始,第二次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
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历次中日开打一样,开始总是日本人挑衅,双方摩擦,接着大打出手。
当时蒋介石因政治需要正下野。
(二).
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将士大都来自南方福建、广东的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可怜将士们穿着单衣,短裤露膝,趴在掩体里,在冰天雪地里警戒着,并不断和日军作战。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作为十九路军主要火力的手榴弹供应不上,但南京政府始终不予以回应。
(三).
1月29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最高中枢——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了紧急会议。在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悲观地说,上海如果一开打,南京怕就是不能呆了,要决心迁移政府。
蒋介石接着说,这个,上海这个仗,实在是打不得。人家是有备而来,我们岂能凭一时之勇。
其实当时蒋已握大部兵权,但还没有名正言顺,他生怕一旦打败,归罪于他一人,所以很难得的和汪精卫保持了一致。
汪、蒋都表态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会议决定,迁都洛阳。
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联合签署移驻洛阳宣言。
1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率1000多官员及相关人员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北上赴洛阳。而此时日本的军舰已到达京口——镇江。
(四).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原是中山先生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参加大革命的光荣传统,当时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指挥,京(南京)沪(上海)卫戍司令为陈铭枢。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上下主张坚决回应日军的挑衅,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特别是1931年9月8日,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全国都把张学良骂成不抵抗将军,民族罪人。其实张主要是替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黑锅。
当时,全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抗议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的首都南京,由于当局采取压制手段,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
但好景不长,戒备森严的南京,也不断出现“要求对日宣战”、“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反对退让”等标语,警察奉命只好暗中偷偷去撕毁。
从九月十八日东北遭侵略二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起,北平、天津、上海、武汉三镇等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代表陆续到达南京,最多时有近万人,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
十一日上午起,学生代表陆续在中央党部集中,先是在门口排队,后来人太多了,挤进了中央党部大门。党部警卫们劝住无效,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时候蒋委员长已经到了,正在楼上开会。
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当局叫学生推举代表到里面讲话,学生当即推出八位为代表。
这八位被引到会客室后,从楼上下来的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张继、吴铁城两位委员。
而张继首先用告诫的口气对学生代表们说,当前的国事,国民政府已有既定政策。同学们应该坚决拥护,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谣言。
学生代表们听到“谣言”两字,愤怒地反问道,东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了,几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是谣言
学生代表又说,我们不辞劳苦,来首都是为了几千万东北同胞请命。国难当头,请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态度,我们比无他求。
吴铁城打断了学生代表的话,叫他们回去写出书面报告提交给政府研究。
学生代表们一听,知道这是拖延糊弄他们,就坚决地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坚决抗日!蒋委员长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要他和全体同学们讲清楚政府的政策就行。
张继、吴铁城见糊弄不过去,只好回到会议室汇报。
听完汇报后的蒋委员长怒形于色。和老蒋渊源颇深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见状,就提出学生问题应当由教育部处理。
消息传到楼下,学生大哗,齐声高呼我们要抗战,我们要见蒋委员长,怒骂之声震动整个中央党部。
几个警卫上前想把学生推离,由于人太多推不动,警卫就用力拖,学生误以为要动武,便使劲向前冲。
混乱之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学生们听到枪声,边骂边退,涌出了中央党部。这一枪是侍卫队放的,为的是恐吓学生。
各地学生在十一号的请愿,不仅没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还遭到武力威胁,但他们毫不屈服。
十二号早晨,请愿学生们又齐集到国民政府大门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要求蒋委员长接见。
等到十一点来钟,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祖出来见学生,学生们坐在地上不理他。
贺耀祖悻悻地说,同学们来京请愿,是出于爱国热忱,和国民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蒋委员长深为嘉许。
贺耀祖还没说完,广场上嘘声四起。
何耀祖顿顿,继续说,同学们的意见很好,但我们必须估计一下我们自己的力量,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只图一时的气愤,轻举妄动,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贺的话中没有提到一次“抗战”两字。
一位学生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责问道,照你的说法,我们只有听凭日本的侵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把握去抗战?
另一位学生说,政府坚持内战,制造分裂,还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这个责任该有谁负啊?
一时,“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等口号声响彻广场。
贺耀祖见状,恼羞成怒,声称学生开枪的事必须追究,只有先扫除奸人才谈得上团结。
学生们一听居然诬陷昨天在中央党部开枪是学生干的,和学生们玩贼喊捉贼的一套,顿时就像一桶冷水倒进滚开的油锅一样,广场上立即掀起一片怒骂之声。
学生们责问:“到底是谁捣乱?”“我们要求你交出奸人来!”问得贺耀祖哑口无言。
贺耀祖的奸计不成,怕局面失控,更是为了自己脱身,连忙说:好好,我将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称述。说着就溜下台,躲起来了。
下午,请愿学生增加到五、六千人,他们大多数带着被子、毯子等,表示坚决要见蒋委员长,见不到不走。
入夜,学生们露宿在国民政府外的广场上。十一月夜晚的天气已很寒冷,不少女同学互相背靠背挤在一起御寒,这种爱国之心令警察都感动了,他们尽量减少警卫范围,便于同学们活动。
(六)
十三日,请愿学生的人数又有增加,国民政府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紧张起来,选派了50名便衣警察,化装成学生模样,三个两个的混入广场。
到了中午,考试院长戴季陶慢吞吞地来了,与学生们见面。他避而不谈抗战的实质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能抵抗,抵抗的话,三天之内就要亡国。
学生们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纷纷怒骂。
乘着这时广场嘈杂之际,混入学生们中间的便衣警察借机高喊:“走,走,走,吃饭去,不听他的无用一套!”
有小部分同学不明就里,就跟着走了,接着大部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移动了。此时,队伍中有人出来阻止,但已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广场上空空如也。当局自以为得计。
(七)
不料,黄昏时,学生们又全回来了,人数还有所增加,队伍排得更整齐,表情也严肃起来,当局一看,怕要出大乱子,只好有所放松警戒。到了晚上,天空下起了雨。原来不许学生们进入国民政府大门,随着雨越下越大,警卫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只好退到二道门。把大门内的走廊和会客室让给学生们避雨、休息。这样局势才有所缓解。但当局还是借来了军棍几十条,作为防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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