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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足以养十五，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逃饥馑之苦，甚或饿殍遍野是也。虽有田增之术，然术增之有限，人增之无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潜点了点头，『大祭酒所言甚是。』
『单以农而论，田亩之数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亩产养骤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问，理当解之。』
『那么，何人可解？』斐潜环视一周，温和笑道，『可是令农自解？亩产定数，口算岁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婴孩，以免口算。』
『故农之困顿，当士以解。』斐潜斩钉截铁的说道，『然今山东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税役而已。』
大汉赋税粗糙，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到了后世，税收制度依旧不尽如人意。原本应该是起到社会调节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结果呢？越有钱的越是逃税避税，而越是没钱的，则是被各个环节当中转嫁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
比如大米立减国的感谢蓝莓税，税，切面包税，热汤税，雕刻南瓜税……
至于其他国家么，嗯，咳咳……
『为求赋税口算，必有严律。蠹吏上下其手，乡绅巧夺民脂。』斐潜说道，『非田不足以养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横生，法令难行。下视上者鄙，上视下者贱，』
『是故，山东之贼，驱民而死，以战而减口，此乃绝户之术也，如当下河东之难。』
『常有闻大义之所谓，曰民之重也，然则待其政甚苛，岂非实视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腾，国将不国。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贼，以政之苛，害于百姓，是自绝于天子，自绝于大汉，自绝于天下也！』
没错，斐潜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侧，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也不想要让自己和老曹同学的争斗，沦为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勾心斗角，变成所谓的圈子竞争。
在斐潜早期，喊一喊这些口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喊，如果说斐潜喊一个为什么服务的口号，说不得当场就吓摊一堆人……
而在当下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斐潜需要提出一个和山东道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来，而类似于山东之辈喊的那些大义，斐潜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强用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虽然说对于春秋无义战，众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不能说就知道『无义』，便去装出一副『大义』来挂在脸上。
就像是斐潜所说的那样，如果单纯的将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显然是不对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个缠绕而生的共同体。
因此人口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会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知识技术应用水平、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民众抚养能力都相适应的，是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况，才是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稳定。当基层百姓生存困难的时候，整个国家自然就是不平稳的，不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便是立刻给底层民众发放福利券，以及类似相关举措的原因。
这是人类在社会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毕竟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将人口相对简单的分为基层阶层和统治阶层。
当人口数量增长受到来自于环境抑制的时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厉害的是基层阶层，而统治阶层由于拥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响的。这就使得tong zhi阶层的人数比例在总人口数中骤然上升，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会想方设法的增加税收，而基层阶层的交税负担就会增大。
华夏既然从春秋就开始高喊以人为本，仁义道德，那么此时此刻，何尝不是将这些喊了许久的『正义』落到实处的一个机会？
即便是斐潜心中清楚，这种『正义』的保质期不能确定，但也终究是好过没有。
在经过了种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询问和烘托，斐潜也就将最后的结论说出……
『夫四民之业，乃国之基石。士以笃学立身，农以耕稼养命，工以技艺成器，商以通货致富。四者各司其职，相生相养，共济大汉之繁荣。』
『士者，国之栋也。读书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应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于学，以备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农者，国之本也。食为人天，农为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农人勤于田畴，使仓廪实而民心安，国运自可长久。』
『工者，国之巧也。匠心独运，技艺精湛。锻铁为兵，筑土为城，造舟车以利交通。工者之技，不仅为民生之便，亦为国家筋骨之强是也。』
『商者，国之脉也。贾以诚信，贩以公道。商旅往来，货物流通，财富汇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物，各得其所，亦使国家富足，血脉通流。』
『四民之业，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时代变迁，物换星移，四民亦当随时而变，应势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职责不同，非有上下之别，亦无高低贵贱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职利民，以能兴邦，故为官者，采四民之所长，通四民之所职，以四民之所制，养四民之所生，以兴邦国，以福黎民。』
众人神态各异，有欣慰者，赞叹者，也有疑虑者，迟疑者，同样的也有低着头，似乎不愿意让人看见其表情者。
斐潜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昔者，尧舜禹汤之世，道德昭显，仁政流行。为政之人，以道立身，以德治国，坚守本心，不为世俗所摇。是以四海之内，风调雨顺，万民安居乐业，和气融融。』
『是故，执政当守山。山者，性善之所在，天理之根柢。持此心者，可以正己，可以化人，可以安社稷，可以宁百姓。』
『执政当通衢。衢者，天下之往来，八荒之所向。持此意者，心之所至，大汉为疆，天堑化通途，险峻若平川！』
『执政当有道。道者，不为利欲动，不为权势惑，持此道者，无我无私，公平正直，承前而启后，铸千秋功业！』
『然则，守山通衢有道，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需诸君共勉，同心协力，始能臻此天下泰和之境。如是，州郡太平，百姓安乐，四海一家，共享大汉之福！』
『今有贼，失其山，断其衢，乱其道！驱百姓如豚犬，陷社稷如儿戏！内无统四民之制，外无御戎胡之法！唯知贪夺民赋，苦征民役，盘踞高位，以害国邦！此乃大汉之祸端！』
『一身祸福，介在毫芒，千古勋名，争之顷刻！须知顺逆有大体，千秋可定名！当此讨贼革逆，除恶政，兴汉制，定国邦，靖四海八荒！』
『布告海内，咸使闻知！』
仅足以养十五，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逃饥馑之苦，甚或饿殍遍野是也。虽有田增之术，然术增之有限，人增之无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潜点了点头，『大祭酒所言甚是。』
『单以农而论，田亩之数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亩产养骤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问，理当解之。』
『那么，何人可解？』斐潜环视一周，温和笑道，『可是令农自解？亩产定数，口算岁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婴孩，以免口算。』
『故农之困顿，当士以解。』斐潜斩钉截铁的说道，『然今山东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税役而已。』
大汉赋税粗糙，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到了后世，税收制度依旧不尽如人意。原本应该是起到社会调节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结果呢？越有钱的越是逃税避税，而越是没钱的，则是被各个环节当中转嫁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
比如大米立减国的感谢蓝莓税，税，切面包税，热汤税，雕刻南瓜税……
至于其他国家么，嗯，咳咳……
『为求赋税口算，必有严律。蠹吏上下其手，乡绅巧夺民脂。』斐潜说道，『非田不足以养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横生，法令难行。下视上者鄙，上视下者贱，』
『是故，山东之贼，驱民而死，以战而减口，此乃绝户之术也，如当下河东之难。』
『常有闻大义之所谓，曰民之重也，然则待其政甚苛，岂非实视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腾，国将不国。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贼，以政之苛，害于百姓，是自绝于天子，自绝于大汉，自绝于天下也！』
没错，斐潜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侧，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也不想要让自己和老曹同学的争斗，沦为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勾心斗角，变成所谓的圈子竞争。
在斐潜早期，喊一喊这些口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喊，如果说斐潜喊一个为什么服务的口号，说不得当场就吓摊一堆人……
而在当下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斐潜需要提出一个和山东道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来，而类似于山东之辈喊的那些大义，斐潜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强用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虽然说对于春秋无义战，众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不能说就知道『无义』，便去装出一副『大义』来挂在脸上。
就像是斐潜所说的那样，如果单纯的将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显然是不对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个缠绕而生的共同体。
因此人口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会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知识技术应用水平、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民众抚养能力都相适应的，是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况，才是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稳定。当基层百姓生存困难的时候，整个国家自然就是不平稳的，不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便是立刻给底层民众发放福利券，以及类似相关举措的原因。
这是人类在社会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毕竟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将人口相对简单的分为基层阶层和统治阶层。
当人口数量增长受到来自于环境抑制的时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厉害的是基层阶层，而统治阶层由于拥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响的。这就使得tong zhi阶层的人数比例在总人口数中骤然上升，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会想方设法的增加税收，而基层阶层的交税负担就会增大。
华夏既然从春秋就开始高喊以人为本，仁义道德，那么此时此刻，何尝不是将这些喊了许久的『正义』落到实处的一个机会？
即便是斐潜心中清楚，这种『正义』的保质期不能确定，但也终究是好过没有。
在经过了种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询问和烘托，斐潜也就将最后的结论说出……
『夫四民之业，乃国之基石。士以笃学立身，农以耕稼养命，工以技艺成器，商以通货致富。四者各司其职，相生相养，共济大汉之繁荣。』
『士者，国之栋也。读书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应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于学，以备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农者，国之本也。食为人天，农为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农人勤于田畴，使仓廪实而民心安，国运自可长久。』
『工者，国之巧也。匠心独运，技艺精湛。锻铁为兵，筑土为城，造舟车以利交通。工者之技，不仅为民生之便，亦为国家筋骨之强是也。』
『商者，国之脉也。贾以诚信，贩以公道。商旅往来，货物流通，财富汇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物，各得其所，亦使国家富足，血脉通流。』
『四民之业，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时代变迁，物换星移，四民亦当随时而变，应势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职责不同，非有上下之别，亦无高低贵贱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职利民，以能兴邦，故为官者，采四民之所长，通四民之所职，以四民之所制，养四民之所生，以兴邦国，以福黎民。』
众人神态各异，有欣慰者，赞叹者，也有疑虑者，迟疑者，同样的也有低着头，似乎不愿意让人看见其表情者。
斐潜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昔者，尧舜禹汤之世，道德昭显，仁政流行。为政之人，以道立身，以德治国，坚守本心，不为世俗所摇。是以四海之内，风调雨顺，万民安居乐业，和气融融。』
『是故，执政当守山。山者，性善之所在，天理之根柢。持此心者，可以正己，可以化人，可以安社稷，可以宁百姓。』
『执政当通衢。衢者，天下之往来，八荒之所向。持此意者，心之所至，大汉为疆，天堑化通途，险峻若平川！』
『执政当有道。道者，不为利欲动，不为权势惑，持此道者，无我无私，公平正直，承前而启后，铸千秋功业！』
『然则，守山通衢有道，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需诸君共勉，同心协力，始能臻此天下泰和之境。如是，州郡太平，百姓安乐，四海一家，共享大汉之福！』
『今有贼，失其山，断其衢，乱其道！驱百姓如豚犬，陷社稷如儿戏！内无统四民之制，外无御戎胡之法！唯知贪夺民赋，苦征民役，盘踞高位，以害国邦！此乃大汉之祸端！』
『一身祸福，介在毫芒，千古勋名，争之顷刻！须知顺逆有大体，千秋可定名！当此讨贼革逆，除恶政，兴汉制，定国邦，靖四海八荒！』
『布告海内，咸使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