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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进行多单位的协同，只是在次日之后才找到有闻司，但是至少司马懿没有像是后世的一些机构，动不动就以『流程』来推诿，来回踢皮球。
这种民间的诉讼，大理寺可以不管的，但是司马懿揽下了事情，并且是切实的去寻求解决的方式，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既然有问题，那么斐潜自然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流程』的问题。
斐潜召集了将军府的官吏，进行了一次扩大的会议。
像这种扩大的会议，斐潜一般都不做商议，只是告知。人越多，便是越难商议，毕竟众口难调。
斐潜根据此次的『难民告状』之事，表示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各机构的协调。
就拿这一次的大理寺接到了诉状，但是调查的力量大理寺是欠缺的，需要有闻司支持，调查出来了有什么嫌犯，需要缉拿，可能又需要巡检处，亦或是军中支援。
针对这种情况，斐潜下令组建将军府协调处，调蒲子县令王凌至长安作为文秘，负责尚书台，参律院，大理寺，百医馆，直尹监等偏向于文档方面的快速协调，另以黄旭为武秘，负责对于有闻司，巡检处，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的快速协调。文武之下各有负责协调的左吏使员不等。
协调处的整体人数限制在二十人左右，以此来解决各家机构一方面需要其他机构的协助，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事情可能不是很大，不好麻烦斐潜出面的问题。这个情况在此次事件表现得很明显。如果说有闻司和巡检处早一点介入，关于市坊之内的传闻就不会发酵得如此厉害。
地方越大，机构就自然越多，需要协调的工作就越加复杂。
县城之中可能没有什么好协调的，反正都找县令，不行就去找县丞，再不行去找县尉，反正都能找到有人出面，但是州郡就开始会有这个协调的问题了。
就像是后世什么片区，这个片区里面的事情就是这个片区的，别管是小孩上学还是追捕贼人，过了这个桥，这个路，就是另外的片区了，就不合法了，就越区了……
因为找不到协调的地方，明明就住在这个小学的隔壁，天天能听到小学里面的读书声，但是因为户口不在这个学区，所以必须要天天跑十几里外，去上户口所在地的那个小学。
因为找不到协调的地方，即便是明知道再追几步就能抓到贼人，但是后面要上报手续，要领导签字，要写一大堆的报告，要证明自己不是故意越区执法，所以干脆就不追了。
有些事情明明只要协调一下，就解决了。那么为什么不肯协调呢？因为要写报告，要出公文，要走好几个部门，是属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自然就没有人会愿意主动去做了。
找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说不归我管，找那个机构，那个机构说不归我管，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完全不能做，不可协调？
并不是。
为了救洋丁丁，便是有院书记，院长，副院长亲自督阵协调，迅速上报市卫委调配两个医院的主任医师，组建团队专家会诊，一场超级重大的『危机』，不就是顺利解决了么？
而至于什么其他伤患，比如腿伤的，孝喘的，若是不带『洋』字的那种，那就没办法了，保护不了，更协调不了，因为院长什么的都忙着要去保护带『洋』字的人，为打赢『保卫战』流血流汗，尽心尽力，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做其余的一些『繁琐小事』了。
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要看到丁丁医院某些人技术的强大，也需要看到丁丁医院某些人内心的弱小。
阶级矛盾是无法避免的，有人有利益，就肯定是有人多，有人少，或是有人不管多少都觉得自己少，这就肯定有矛盾，而作为统治阶级，在享受了更多的利益的同时，就是为了处理和协调这些矛盾的，而不是惧怕和推诿，亦或是明目张胆的歪着屁股。
周之所以能立，是因为上古部落的结构崩塌了，需要新的体系。
汉之所以能立，是因为从旧贵族的势力倒塌了，华夏需要新的领导者。
国是如此，士族也是一样。
从公卿到士族，这本身也是一种时代的变化。
如今汉朝整体机构崩塌，中央和州郡产生了问题，那就说明需要新的行政体制，新的模式去适应时代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一步到胃。
该走的路还是要走，该改变的观念，依旧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于士族大户来说，家族人口众多，自然会有有一些人品行好，一些人则是品行坏，这都很正常。就即便是不谈士族，就算是普通人家，就在同样的阶级里面，都是一般的街坊邻居之中，也会有这户人家去欺负那户人家的情况出现。
因为觉得『难民』是弱者，有了同情弱者的同理心，立场就偏向于这些『难民』也同样很正常，这些都不需要特别的强调，亦或是纠正，只不过需要的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能够有效的进行处理，这对于大多数的百姓来说，就已经是足够了。
这个协调处并不直接指挥各个机构，只是作为中间的桥梁，也就是省去了公文流转的时间，在急切需要协作的时候，可以先协调合作，再出后续的公文备档。
等蒲子县令回长安之后，就先搭建起来试运行一段时间，然后空缺的蒲子县令，则是暂时有县丞代理职务，并将此空缺公示，在今秋吏员专场的内部晋升考试当中，择优而任之。
斐潜这样的安排，众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就像是斐潜所言的那样，其实各个机构都有一些需要其他机构协调处理的事项，之前这个事情都是上报给尚书台的庞统，可是现在庞统告假调休，所以需要协调的工作就变成了直接要找斐潜，这就让一些人会犹豫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去打搅斐潜呢？
这样的小事就去找骠骑，会不会显得自己有些无能？
甚至还会想着说去打探一下骠骑今天心情怎样，如果万一骠骑今天心情不好，自己贸然前去岂不是触霉头了？
诸如此类。
然后事情就耽搁了。
大理寺司马懿的这一次事件，也就类似是如此，等到发现事情已经变大，不得不再去找有闻司的时候，其实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处理时机。所以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相对居中，并且只是负责沟通协调的小机构，可以直接帮忙将各个机构对接起来，协同处理一些事项，而不需要事事请示然后再下公文流转，当然就要好很多。
当然，这个协调处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机构找另外一个机构，要求帮忙，但是另外那个机构也正在忙，人手本身不足，又要怎么办等等，就需要制定更加详细一些的规则，甚至需要不时的进行各个机构负责人的研讨和沟通等等。
其实在封建王朝之中，很多时候各地各机构都需要这样的协调的，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协调人员都是不确定的，由帝王，或是主要的政务负责人进行指派，组建临时性的协调小组，因事定人，事毕解散。
这样的临时性协调小组，有灵活多变，也不必定员定岗等等的好处，但是在封建王朝之中，也有很多的坏处。比如因为临时抽调完全不熟悉情况，亦或是反正完事就解散，那么重点就是如何『完事』，而不是将事如何『做好』等等。
斐潜现在的安排，就是定下来一个机构，有专人是负责协调的事项，这虽然说等同于将尚书台的职能又裁出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机构是侧重于临时突发的协调工作，其实对尚书台的职能影响不是太大。
所以众人对于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意见。
而斐潜所提及的第二个问题，就和所有的官吏都有联系了……
所有官吏，要以谯并之事为戒，进行为期一年的『自查自纠』！
所有在长安的官吏，在知晓这个事情之后，都开始痛恨起谯氏了……
的机构进行多单位的协同，只是在次日之后才找到有闻司，但是至少司马懿没有像是后世的一些机构，动不动就以『流程』来推诿，来回踢皮球。
这种民间的诉讼，大理寺可以不管的，但是司马懿揽下了事情，并且是切实的去寻求解决的方式，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既然有问题，那么斐潜自然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流程』的问题。
斐潜召集了将军府的官吏，进行了一次扩大的会议。
像这种扩大的会议，斐潜一般都不做商议，只是告知。人越多，便是越难商议，毕竟众口难调。
斐潜根据此次的『难民告状』之事，表示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各机构的协调。
就拿这一次的大理寺接到了诉状，但是调查的力量大理寺是欠缺的，需要有闻司支持，调查出来了有什么嫌犯，需要缉拿，可能又需要巡检处，亦或是军中支援。
针对这种情况，斐潜下令组建将军府协调处，调蒲子县令王凌至长安作为文秘，负责尚书台，参律院，大理寺，百医馆，直尹监等偏向于文档方面的快速协调，另以黄旭为武秘，负责对于有闻司，巡检处，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的快速协调。文武之下各有负责协调的左吏使员不等。
协调处的整体人数限制在二十人左右，以此来解决各家机构一方面需要其他机构的协助，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事情可能不是很大，不好麻烦斐潜出面的问题。这个情况在此次事件表现得很明显。如果说有闻司和巡检处早一点介入，关于市坊之内的传闻就不会发酵得如此厉害。
地方越大，机构就自然越多，需要协调的工作就越加复杂。
县城之中可能没有什么好协调的，反正都找县令，不行就去找县丞，再不行去找县尉，反正都能找到有人出面，但是州郡就开始会有这个协调的问题了。
就像是后世什么片区，这个片区里面的事情就是这个片区的，别管是小孩上学还是追捕贼人，过了这个桥，这个路，就是另外的片区了，就不合法了，就越区了……
因为找不到协调的地方，明明就住在这个小学的隔壁，天天能听到小学里面的读书声，但是因为户口不在这个学区，所以必须要天天跑十几里外，去上户口所在地的那个小学。
因为找不到协调的地方，即便是明知道再追几步就能抓到贼人，但是后面要上报手续，要领导签字，要写一大堆的报告，要证明自己不是故意越区执法，所以干脆就不追了。
有些事情明明只要协调一下，就解决了。那么为什么不肯协调呢？因为要写报告，要出公文，要走好几个部门，是属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自然就没有人会愿意主动去做了。
找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说不归我管，找那个机构，那个机构说不归我管，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完全不能做，不可协调？
并不是。
为了救洋丁丁，便是有院书记，院长，副院长亲自督阵协调，迅速上报市卫委调配两个医院的主任医师，组建团队专家会诊，一场超级重大的『危机』，不就是顺利解决了么？
而至于什么其他伤患，比如腿伤的，孝喘的，若是不带『洋』字的那种，那就没办法了，保护不了，更协调不了，因为院长什么的都忙着要去保护带『洋』字的人，为打赢『保卫战』流血流汗，尽心尽力，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做其余的一些『繁琐小事』了。
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要看到丁丁医院某些人技术的强大，也需要看到丁丁医院某些人内心的弱小。
阶级矛盾是无法避免的，有人有利益，就肯定是有人多，有人少，或是有人不管多少都觉得自己少，这就肯定有矛盾，而作为统治阶级，在享受了更多的利益的同时，就是为了处理和协调这些矛盾的，而不是惧怕和推诿，亦或是明目张胆的歪着屁股。
周之所以能立，是因为上古部落的结构崩塌了，需要新的体系。
汉之所以能立，是因为从旧贵族的势力倒塌了，华夏需要新的领导者。
国是如此，士族也是一样。
从公卿到士族，这本身也是一种时代的变化。
如今汉朝整体机构崩塌，中央和州郡产生了问题，那就说明需要新的行政体制，新的模式去适应时代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一步到胃。
该走的路还是要走，该改变的观念，依旧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于士族大户来说，家族人口众多，自然会有有一些人品行好，一些人则是品行坏，这都很正常。就即便是不谈士族，就算是普通人家，就在同样的阶级里面，都是一般的街坊邻居之中，也会有这户人家去欺负那户人家的情况出现。
因为觉得『难民』是弱者，有了同情弱者的同理心，立场就偏向于这些『难民』也同样很正常，这些都不需要特别的强调，亦或是纠正，只不过需要的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能够有效的进行处理，这对于大多数的百姓来说，就已经是足够了。
这个协调处并不直接指挥各个机构，只是作为中间的桥梁，也就是省去了公文流转的时间，在急切需要协作的时候，可以先协调合作，再出后续的公文备档。
等蒲子县令回长安之后，就先搭建起来试运行一段时间，然后空缺的蒲子县令，则是暂时有县丞代理职务，并将此空缺公示，在今秋吏员专场的内部晋升考试当中，择优而任之。
斐潜这样的安排，众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就像是斐潜所言的那样，其实各个机构都有一些需要其他机构协调处理的事项，之前这个事情都是上报给尚书台的庞统，可是现在庞统告假调休，所以需要协调的工作就变成了直接要找斐潜，这就让一些人会犹豫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去打搅斐潜呢？
这样的小事就去找骠骑，会不会显得自己有些无能？
甚至还会想着说去打探一下骠骑今天心情怎样，如果万一骠骑今天心情不好，自己贸然前去岂不是触霉头了？
诸如此类。
然后事情就耽搁了。
大理寺司马懿的这一次事件，也就类似是如此，等到发现事情已经变大，不得不再去找有闻司的时候，其实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处理时机。所以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相对居中，并且只是负责沟通协调的小机构，可以直接帮忙将各个机构对接起来，协同处理一些事项，而不需要事事请示然后再下公文流转，当然就要好很多。
当然，这个协调处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机构找另外一个机构，要求帮忙，但是另外那个机构也正在忙，人手本身不足，又要怎么办等等，就需要制定更加详细一些的规则，甚至需要不时的进行各个机构负责人的研讨和沟通等等。
其实在封建王朝之中，很多时候各地各机构都需要这样的协调的，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协调人员都是不确定的，由帝王，或是主要的政务负责人进行指派，组建临时性的协调小组，因事定人，事毕解散。
这样的临时性协调小组，有灵活多变，也不必定员定岗等等的好处，但是在封建王朝之中，也有很多的坏处。比如因为临时抽调完全不熟悉情况，亦或是反正完事就解散，那么重点就是如何『完事』，而不是将事如何『做好』等等。
斐潜现在的安排，就是定下来一个机构，有专人是负责协调的事项，这虽然说等同于将尚书台的职能又裁出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机构是侧重于临时突发的协调工作，其实对尚书台的职能影响不是太大。
所以众人对于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意见。
而斐潜所提及的第二个问题，就和所有的官吏都有联系了……
所有官吏，要以谯并之事为戒，进行为期一年的『自查自纠』！
所有在长安的官吏，在知晓这个事情之后，都开始痛恨起谯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