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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斐潜就没有再相信过什么王霸之风一震再震有什么特殊疗效，也不相信唱一个天下兴亡百姓苦的小曲就可以收拢一大波的崇拜的目光。
拿一张世界地图的大饼去忽悠武将侧，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些武将的智力多半是用在军阵军事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有对于未来的方向，其实并不一定有多少属于他们自己的成熟的想法。
但是谋士不一样。
有刀，有抱负，然后就会被这些谋士扑上来抱大腿，然后喊着要要要么？
谋士，特别像是这些智慧一流的顶尖智者，所衡量的不是有多么远大的理想，而是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的实力，然后再来判断这些实力当中，哪一些是可以让自己利用的……
就像是诸葛三兄弟，他们之间的情谊难道不好么？
之前的发生在斐潜自身之上的例子，论情谊，斐潜和庞统还是不错的吧，论关系，不论从庞德公的角度，还是从荆襄联姻的关系上，都算是不错吧，而且当初离开荆襄的时候，庞统也明明很想跟着一起来，但是最终还是没有。
原因只有一个。
庞德公不允许。
或许有一部分庞德公淡薄名利，崇尚黄老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斐潜，兵不满千，将不过十，县不过五，拿什么去吸引庞德公改变心意？
如同此刻斐潜在面对贾诩。
历史之中，贾诩从董卓开始，从李傕到张绣，然后再到曹操，在这些选择中，目标恐怕就是方才所说的那一条主线，要斩断关东士族的这一只腐朽的臂膀。
估计在宛城之战后，贾诩见到曹操所说的话语，估计也就是和现在差不多，鼓动曹操和袁绍所代表的的关东士族对抗，毕竟在宛城之战不久，便爆发了官渡之战。
而在官渡之战前夕，曹操所在的兖州地面，除了荀彧郭嘉那有限的几个人之外，基本上来说并没有多少看好且坚定的支持曹操和袁绍抗衡……
所以最终曹操才对着贾诩说出那一句话：“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
也是，就连杀子仇人都能容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让人信服的呢？所以当曹操击败了袁绍之后，冀州士族便毫不迟疑的纷纷转头拜倒在曹操的裙据之下，多半便是贾诩这个举措的功效。
这样的谋士，前前后后，甚至连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都算计在内的人，又怎么会因为几句话，或者几个后世的社会问题，又或者展示了一下所谓的远大抱负，就义无反顾的抛弃一切，甚至是自己的家族立场，死心塌地的为自己服务？
斐潜现在的形式，比起历史上的当时的曹操，似乎各有千秋，或者说，在某些方面上，还要稍微强那么一些，特别是针对于贾诩来说。
毕竟斐潜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关东士族。
所以这只甲鱼，决定到我这里来忽悠了？
这不应该是我来干的活么？
看来之前的安排是正确的，要是真让这个大忽悠抓到了说话的机会，搞不准就要么脚麻了，要么脚就瘸了……
谁能分辨得出，方才贾诩的话语当中，有几分真，有几分假？
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
斐潜上上下下的看了贾诩几眼，琢磨着要不要还是叫人去烧点水，干脆熬汤喝算了。
贾诩被斐潜盯着有些发毛，不由得收了收方才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摆出了一副严肃正经脸。
“文和，”斐潜也换上了一副正经的模样，不苟言笑的说道，“汝之言，虽有矢的，亦有非也！”
贾诩倒是一点情绪都没有表露出来，只是拱手说道：“请君侯赐教。”
“……汝为法家之人，应知法家之利弊。”斐潜看着贾诩，说道，“某且言之，若有不足之处，文和可直言便是。”
“法、术、势，各有妙用，以礼辅之……”斐潜竖起三根手指头，说道，“此乃先秦法家大成也，韩非子功不可没。”
贾诩点点头，
“儒则尚礼，道则尚虚，墨则尚义，法者……”斐潜停顿了一下，然后看着贾诩说道，“尚人，或言，尚君也……”
贾诩睁大双眼，略带一丝佩服神色，点头称是。
法家中“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所谓“出口即法，下笔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驾于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实质是权大于法的王法，因而它谈不上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故而斐潜说“法尚君”。
这些资讯，在后世都不一定有人会去特别留意，更何况现在是在汉代。因为知识传播的速度相对较慢，并且多数是以家学这种形式进行传承的，因此很多时候汉代土著并没有机会接触到除了自家家学之外的一些东西，就算是有，很多也是其他学派的只言片语……
想象一下，一根竹简上最多只能写十几二十个字，然后一卷大都三四千字的模样，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有大量的书籍来提供给个人阅读，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了，因此在古代，基本上来说，一个人便只能是精修一个学派。
所以当斐潜不仅能够讲出法家的特色，并且还能和其他学派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些知识量基本上就不是一般的汉代士族所能掌握的了。
不过这个并没有结束，斐潜继续说道，“……文和承法家衣钵，当知‘好利恶害’四字，然成亦如是，败亦如是……”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曾言，“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并根据这一点出发，来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
趋利避害性可以说是整个生物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性。
喜阳的树木生长都尽量向阳，喜阴的生物都尽量向潮湿阴暗的地方聚拢。人碰到利刃就缩手，遇到了火焰要避让，这就最基础的公理，也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本能，法家便从其中得出了一条基础的支配人民群众的原则，“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
这种“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不全部在物质层面，甚至也体现在精神的层面，当某一些人觉得他的某个行为可能会导致更加恶劣的后果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采取牺牲个体，保全群落的举措，这种就属于更高一个层面的“就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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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斐潜就没有再相信过什么王霸之风一震再震有什么特殊疗效，也不相信唱一个天下兴亡百姓苦的小曲就可以收拢一大波的崇拜的目光。
拿一张世界地图的大饼去忽悠武将侧，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些武将的智力多半是用在军阵军事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有对于未来的方向，其实并不一定有多少属于他们自己的成熟的想法。
但是谋士不一样。
有刀，有抱负，然后就会被这些谋士扑上来抱大腿，然后喊着要要要么？
谋士，特别像是这些智慧一流的顶尖智者，所衡量的不是有多么远大的理想，而是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的实力，然后再来判断这些实力当中，哪一些是可以让自己利用的……
就像是诸葛三兄弟，他们之间的情谊难道不好么？
之前的发生在斐潜自身之上的例子，论情谊，斐潜和庞统还是不错的吧，论关系，不论从庞德公的角度，还是从荆襄联姻的关系上，都算是不错吧，而且当初离开荆襄的时候，庞统也明明很想跟着一起来，但是最终还是没有。
原因只有一个。
庞德公不允许。
或许有一部分庞德公淡薄名利，崇尚黄老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斐潜，兵不满千，将不过十，县不过五，拿什么去吸引庞德公改变心意？
如同此刻斐潜在面对贾诩。
历史之中，贾诩从董卓开始，从李傕到张绣，然后再到曹操，在这些选择中，目标恐怕就是方才所说的那一条主线，要斩断关东士族的这一只腐朽的臂膀。
估计在宛城之战后，贾诩见到曹操所说的话语，估计也就是和现在差不多，鼓动曹操和袁绍所代表的的关东士族对抗，毕竟在宛城之战不久，便爆发了官渡之战。
而在官渡之战前夕，曹操所在的兖州地面，除了荀彧郭嘉那有限的几个人之外，基本上来说并没有多少看好且坚定的支持曹操和袁绍抗衡……
所以最终曹操才对着贾诩说出那一句话：“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
也是，就连杀子仇人都能容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让人信服的呢？所以当曹操击败了袁绍之后，冀州士族便毫不迟疑的纷纷转头拜倒在曹操的裙据之下，多半便是贾诩这个举措的功效。
这样的谋士，前前后后，甚至连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都算计在内的人，又怎么会因为几句话，或者几个后世的社会问题，又或者展示了一下所谓的远大抱负，就义无反顾的抛弃一切，甚至是自己的家族立场，死心塌地的为自己服务？
斐潜现在的形式，比起历史上的当时的曹操，似乎各有千秋，或者说，在某些方面上，还要稍微强那么一些，特别是针对于贾诩来说。
毕竟斐潜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关东士族。
所以这只甲鱼，决定到我这里来忽悠了？
这不应该是我来干的活么？
看来之前的安排是正确的，要是真让这个大忽悠抓到了说话的机会，搞不准就要么脚麻了，要么脚就瘸了……
谁能分辨得出，方才贾诩的话语当中，有几分真，有几分假？
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
斐潜上上下下的看了贾诩几眼，琢磨着要不要还是叫人去烧点水，干脆熬汤喝算了。
贾诩被斐潜盯着有些发毛，不由得收了收方才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摆出了一副严肃正经脸。
“文和，”斐潜也换上了一副正经的模样，不苟言笑的说道，“汝之言，虽有矢的，亦有非也！”
贾诩倒是一点情绪都没有表露出来，只是拱手说道：“请君侯赐教。”
“……汝为法家之人，应知法家之利弊。”斐潜看着贾诩，说道，“某且言之，若有不足之处，文和可直言便是。”
“法、术、势，各有妙用，以礼辅之……”斐潜竖起三根手指头，说道，“此乃先秦法家大成也，韩非子功不可没。”
贾诩点点头，
“儒则尚礼，道则尚虚，墨则尚义，法者……”斐潜停顿了一下，然后看着贾诩说道，“尚人，或言，尚君也……”
贾诩睁大双眼，略带一丝佩服神色，点头称是。
法家中“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所谓“出口即法，下笔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驾于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实质是权大于法的王法，因而它谈不上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故而斐潜说“法尚君”。
这些资讯，在后世都不一定有人会去特别留意，更何况现在是在汉代。因为知识传播的速度相对较慢，并且多数是以家学这种形式进行传承的，因此很多时候汉代土著并没有机会接触到除了自家家学之外的一些东西，就算是有，很多也是其他学派的只言片语……
想象一下，一根竹简上最多只能写十几二十个字，然后一卷大都三四千字的模样，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有大量的书籍来提供给个人阅读，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了，因此在古代，基本上来说，一个人便只能是精修一个学派。
所以当斐潜不仅能够讲出法家的特色，并且还能和其他学派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些知识量基本上就不是一般的汉代士族所能掌握的了。
不过这个并没有结束，斐潜继续说道，“……文和承法家衣钵，当知‘好利恶害’四字，然成亦如是，败亦如是……”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曾言，“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并根据这一点出发，来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
趋利避害性可以说是整个生物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性。
喜阳的树木生长都尽量向阳，喜阴的生物都尽量向潮湿阴暗的地方聚拢。人碰到利刃就缩手，遇到了火焰要避让，这就最基础的公理，也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本能，法家便从其中得出了一条基础的支配人民群众的原则，“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
这种“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不全部在物质层面，甚至也体现在精神的层面，当某一些人觉得他的某个行为可能会导致更加恶劣的后果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采取牺牲个体，保全群落的举措，这种就属于更高一个层面的“就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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