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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
说起来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对于这样的病，小镇的医生是不屑的。不屑，也可能来自不懂。在当时，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这样“多余”的症状，只会被当作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把他晾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医生是这么说的。
那个医生治疗过我养的一只猫和阿太养过的一头牛。用的是同一种针剂，只不过猫打了一剂，牛多加了一剂。我的猫当晚就死了，阿太养的牛挣扎了一个月。在即将死的时候，阿太赶紧叫屠夫来宰了。“死掉的牛，肉是不能吃的。”这是阿太的理由。缠过脚的阿太在宰完牛，忙着挎着篮子到处给亲人分牛肉时，还特意去了趟那医生的家。阿太还没开口，医生就先说了：“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那牛连一个月都扛不住。”
所以母亲听完医生对我的诊断，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亲：“看来不是小问题，土医生找不到办法，我们得找。”
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而显得很阳刚的男人。整天混朋友的他，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
第二天，文展被母亲领到家里找我玩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文展这个人选说不上是母亲多精心的安排。
当时每个成年人似乎都练就了吃饭的一个好本事，手托着一个大碗装着米饭，手腕的剩余部分夹着一个小碟子，里面装满这一顿可以下饭的两块榨菜、一块肉诸如此类，然后女人就全世界话家常去，男人就到处找墙角蹲着海吹胡侃。
那个周六，母亲只是托着自己的午饭走了趟周边的邻居家，然后领回了文展。文展家住在后面，他大我一岁，而且“读书不错”——母亲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一下。
我不记得当时他什么表情，我只记得自己“哦”了一声，用手背盖住眼睛，继续睡觉。当时的我吃完饭就睡觉，睡醒后就发呆，然后再吃饭，再睡觉。
我的冷漠没能让文展放弃。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很用心地观察了一下我，审视了我房间里摆放的东西，然后很淡定地坐在了我的床尾。他当时的行为举止有种崇高的仪式感，我估计他当时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有天命的人，而我或许是他想启迪或者拯救的第一个人。
他推了推我：“起来，聊聊天。”
“不聊。”我回。
“还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辈子这么过去。”
不知道别人的经历如何，据我观察，人到十二三岁就会特别喜欢使用“人生”、“梦想”这类词。这样的词句在当时的我念起来，会不自觉悸动。所以我内心波动了一下：“没什么可聊的，你别来吵我，我只是觉得一切很无聊而已。”
“正因为你觉得无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有机会过想象的生活的，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
这句话倒是让我坐起来了。我承认他猜出我当时内心在困惑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因为他也曾那么困惑过。那年我十二岁，小镇还铺不起水泥路，到处是土路或者石板路，小镇的每条小巷都串过，每个屋子都闹过，刚开始思考自己要过的生活。但当我想象自己的未来，可能像小镇里的任何一个成年人，我就觉得无趣得让自己恐惧。
在当时的我看来，小镇有种赤条条的无聊感，而自己将要面对的生活也是。但让我坐起来的，倒是文展矫情却又真诚的那种表情。他张开双臂，可能想象自己是只老鹰，但他太瘦了，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把撑开着衣服、晾在风中的衣架。
“所以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想，怎么能有一个人，把这么矫情的话这么认真地说出来。
但我得承认，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我脑海里晃过诸如草原、大海、星空……此类很浩瀚的什么东西。
我记得自己坐了起来，看着他，有点眩晕，想了想，说：“我得先睡一觉，明天再找你聊。”
在他要告别前，我才努力睁开眼认真看了看他，却发觉，他竟然是个兔唇。
第二天我就去找他玩了。
由于我开始恢复对人间的注意，那一天我总算看清楚他的样子：下半身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西装裤，上半身是另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白衬衫。
文展瘦瘦的胸脯像块洗衣板，但他却坚持解开了衬衫上面的三粒扣子。我想，在他的衬衫晃荡晃荡地兜着空气的时候，他能体会到类似飘逸的感觉吧。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兔唇，他的嘴倔强地扛着一个角度，因而格外惹人注目。
在我的记忆里，少年时期的孩子最容易不自觉做的恶事，就是发现并嘲笑他人的生理缺陷。每个小孩一旦意识到自己某部分的缺失，总是要战战兢兢地小心隐藏着，生怕被发掘、放大，甚至一辈子就被这个缺陷拖入一个死胡同里。我亲眼见过，几个有生理缺陷的小孩被嘲笑、边缘化，而内心里放弃对自己的想象，觉得自己只匹配更糟糕一点的生活，从此活成有缺陷的人生。
我因此觉得莫名其妙的崇拜——文展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降伏了缺陷的孩子。
我去他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周围将近一半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聚集在这。每个人零零散散地坐在他家的客厅里，似乎在等着文展规划接下来这一个下午的安排。
而文展总是有意无意地每天和不同的小孩聊聊天，边聊天边等着更多人的聚齐，等到人聚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宣布他的提议：等下我们一起去海边挖文蛤。某某和某某负责去家里“偷借锄头”，某某和某某你们“最好能找来一杆秤，我们挖了文蛤好卖钱”，某某和某某你们要去找两副挑担……待一切整顿完毕，一群孩子就从文展家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那一路上，他还会适时地讲述海边树林的白蛇传说以及某个村子真实的历史渊源。
公允地说，那些活动也和一般小孩子的玩耍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一切都要听文展的指挥。
听人指挥，对还渴望自由好动的孩子看来，是件不太能接受的事情，而且我想，应该不只是我对他经常性组织的这类活动不感兴趣吧。我看得出将近有一半三心二意的人。
每次我看到他用那高调的兔唇和奇怪的语音，布置了一个下午的事情时，总好奇地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上课一般，每天固定时间来他家报到。他又是如何，似乎让自己高出这群孩子不止一个层次，以致让所有人忘记可以有嘲笑或者反抗他的权利。
因为，他有比这些孩子更高的理想。这是我后来才找到的答案。这答案听上去很虚假，却真实构成了文展身上那种硬铮铮的精气神。
我加入“文展兵团”——后来改名为赤脚兵团没几天，就听说文展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文展兵团的活动时间很固定，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放学四点半到晚饭前的六点，然后就是周六、周日的整个下午。
周六、周日总是结队出外玩耍实践，内容多半是烤地瓜、学游泳、挖文蛤之类，周一到周五，在集体做完功课后，总是一些棋牌类的游戏，跳棋、军旗、象棋、围棋、大富翁，等等。文展的家里，不知道从哪配置好完整的一套棋牌类游戏，只要凑齐了足够的人，就可以向他领取。
玩棋牌的时候，更主要的娱乐活动其实还是彼此间的斗嘴和聊天。这些小孩，习惯用夸张的口吻讨论着文展在做的那件很伟大的事情。
“是不是他做完，就会变成和张校长一样伟大的人？”
“有可能，或许还会变成和毛主席一样厉害的人。”
我好奇地追问，文展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那些小孩不屑地看着我：“他在做你理解不了的事情，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好奇心终于没让我忍住。等到孩子都散去之后，我把文展拉住，支支吾吾地问：“他们都在说，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
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
说起来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对于这样的病，小镇的医生是不屑的。不屑，也可能来自不懂。在当时，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这样“多余”的症状，只会被当作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把他晾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医生是这么说的。
那个医生治疗过我养的一只猫和阿太养过的一头牛。用的是同一种针剂，只不过猫打了一剂，牛多加了一剂。我的猫当晚就死了，阿太养的牛挣扎了一个月。在即将死的时候，阿太赶紧叫屠夫来宰了。“死掉的牛，肉是不能吃的。”这是阿太的理由。缠过脚的阿太在宰完牛，忙着挎着篮子到处给亲人分牛肉时，还特意去了趟那医生的家。阿太还没开口，医生就先说了：“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那牛连一个月都扛不住。”
所以母亲听完医生对我的诊断，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亲：“看来不是小问题，土医生找不到办法，我们得找。”
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而显得很阳刚的男人。整天混朋友的他，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
第二天，文展被母亲领到家里找我玩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文展这个人选说不上是母亲多精心的安排。
当时每个成年人似乎都练就了吃饭的一个好本事，手托着一个大碗装着米饭，手腕的剩余部分夹着一个小碟子，里面装满这一顿可以下饭的两块榨菜、一块肉诸如此类，然后女人就全世界话家常去，男人就到处找墙角蹲着海吹胡侃。
那个周六，母亲只是托着自己的午饭走了趟周边的邻居家，然后领回了文展。文展家住在后面，他大我一岁，而且“读书不错”——母亲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一下。
我不记得当时他什么表情，我只记得自己“哦”了一声，用手背盖住眼睛，继续睡觉。当时的我吃完饭就睡觉，睡醒后就发呆，然后再吃饭，再睡觉。
我的冷漠没能让文展放弃。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很用心地观察了一下我，审视了我房间里摆放的东西，然后很淡定地坐在了我的床尾。他当时的行为举止有种崇高的仪式感，我估计他当时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有天命的人，而我或许是他想启迪或者拯救的第一个人。
他推了推我：“起来，聊聊天。”
“不聊。”我回。
“还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辈子这么过去。”
不知道别人的经历如何，据我观察，人到十二三岁就会特别喜欢使用“人生”、“梦想”这类词。这样的词句在当时的我念起来，会不自觉悸动。所以我内心波动了一下：“没什么可聊的，你别来吵我，我只是觉得一切很无聊而已。”
“正因为你觉得无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有机会过想象的生活的，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
这句话倒是让我坐起来了。我承认他猜出我当时内心在困惑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因为他也曾那么困惑过。那年我十二岁，小镇还铺不起水泥路，到处是土路或者石板路，小镇的每条小巷都串过，每个屋子都闹过，刚开始思考自己要过的生活。但当我想象自己的未来，可能像小镇里的任何一个成年人，我就觉得无趣得让自己恐惧。
在当时的我看来，小镇有种赤条条的无聊感，而自己将要面对的生活也是。但让我坐起来的，倒是文展矫情却又真诚的那种表情。他张开双臂，可能想象自己是只老鹰，但他太瘦了，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把撑开着衣服、晾在风中的衣架。
“所以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想，怎么能有一个人，把这么矫情的话这么认真地说出来。
但我得承认，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我脑海里晃过诸如草原、大海、星空……此类很浩瀚的什么东西。
我记得自己坐了起来，看着他，有点眩晕，想了想，说：“我得先睡一觉，明天再找你聊。”
在他要告别前，我才努力睁开眼认真看了看他，却发觉，他竟然是个兔唇。
第二天我就去找他玩了。
由于我开始恢复对人间的注意，那一天我总算看清楚他的样子：下半身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西装裤，上半身是另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白衬衫。
文展瘦瘦的胸脯像块洗衣板，但他却坚持解开了衬衫上面的三粒扣子。我想，在他的衬衫晃荡晃荡地兜着空气的时候，他能体会到类似飘逸的感觉吧。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兔唇，他的嘴倔强地扛着一个角度，因而格外惹人注目。
在我的记忆里，少年时期的孩子最容易不自觉做的恶事，就是发现并嘲笑他人的生理缺陷。每个小孩一旦意识到自己某部分的缺失，总是要战战兢兢地小心隐藏着，生怕被发掘、放大，甚至一辈子就被这个缺陷拖入一个死胡同里。我亲眼见过，几个有生理缺陷的小孩被嘲笑、边缘化，而内心里放弃对自己的想象，觉得自己只匹配更糟糕一点的生活，从此活成有缺陷的人生。
我因此觉得莫名其妙的崇拜——文展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降伏了缺陷的孩子。
我去他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周围将近一半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聚集在这。每个人零零散散地坐在他家的客厅里，似乎在等着文展规划接下来这一个下午的安排。
而文展总是有意无意地每天和不同的小孩聊聊天，边聊天边等着更多人的聚齐，等到人聚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宣布他的提议：等下我们一起去海边挖文蛤。某某和某某负责去家里“偷借锄头”，某某和某某你们“最好能找来一杆秤，我们挖了文蛤好卖钱”，某某和某某你们要去找两副挑担……待一切整顿完毕，一群孩子就从文展家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那一路上，他还会适时地讲述海边树林的白蛇传说以及某个村子真实的历史渊源。
公允地说，那些活动也和一般小孩子的玩耍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一切都要听文展的指挥。
听人指挥，对还渴望自由好动的孩子看来，是件不太能接受的事情，而且我想，应该不只是我对他经常性组织的这类活动不感兴趣吧。我看得出将近有一半三心二意的人。
每次我看到他用那高调的兔唇和奇怪的语音，布置了一个下午的事情时，总好奇地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上课一般，每天固定时间来他家报到。他又是如何，似乎让自己高出这群孩子不止一个层次，以致让所有人忘记可以有嘲笑或者反抗他的权利。
因为，他有比这些孩子更高的理想。这是我后来才找到的答案。这答案听上去很虚假，却真实构成了文展身上那种硬铮铮的精气神。
我加入“文展兵团”——后来改名为赤脚兵团没几天，就听说文展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文展兵团的活动时间很固定，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放学四点半到晚饭前的六点，然后就是周六、周日的整个下午。
周六、周日总是结队出外玩耍实践，内容多半是烤地瓜、学游泳、挖文蛤之类，周一到周五，在集体做完功课后，总是一些棋牌类的游戏，跳棋、军旗、象棋、围棋、大富翁，等等。文展的家里，不知道从哪配置好完整的一套棋牌类游戏，只要凑齐了足够的人，就可以向他领取。
玩棋牌的时候，更主要的娱乐活动其实还是彼此间的斗嘴和聊天。这些小孩，习惯用夸张的口吻讨论着文展在做的那件很伟大的事情。
“是不是他做完，就会变成和张校长一样伟大的人？”
“有可能，或许还会变成和毛主席一样厉害的人。”
我好奇地追问，文展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那些小孩不屑地看着我：“他在做你理解不了的事情，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好奇心终于没让我忍住。等到孩子都散去之后，我把文展拉住，支支吾吾地问：“他们都在说，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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