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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满不满意？”
沈航虽不明所以，但还是答道：“我一般都是听同事推荐什么，或者问别人什么好吃，至于满不满意嘛，谈不上，就那么回事吧。”
丁齐又话锋一转：“这两个对象该选择谁，你问过父母吗？”
沈航以略显责怨的语气道：“我当然问过了！但他们说都可以，就看我自己的意思，否则我哪会这么麻烦？还跑来找心理咨询师！”
丁齐终于把重点给引导出来了。这个小伙子确实有点问题，可总结为“选择依赖”或“外部推责”，虽然还谈不上人格障碍，但性格上也是有缺陷的。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做出选择，而且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利弊得失、有发生失误的可能，所以选择也是有责任的。因此有些人就回避自己做出选择，从而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不必负某些责任。
“选择依赖”与“选择困难”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区别，主要在于想不想承担责任，是否追求一种无责任的安全感或优越感。推责不是归因，当选择发生后果时，这种人又往往将有利的一面归结于自己的因素，将不利的一面归结于他人的因素。
有很多事情必须做出选择，比如吃米饭还是吃面条的问题，如果不吃饭就得挨饿，总是不吃饭就得饿死。但选择的方式有很多种，依赖于他人也是一种方式，这就反应出每个人的内心倾向和行为习惯。
这还不是简单地能否独立自主、性格是强势还是弱势的问题，实际上这种人往往很固执、自我意识极强。
所以沈航的心理是矛盾的，他自认为条件出众，能同时拥有多个足以被寻常人羡慕的选择，从中得到满足、进行自我肯定。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承担选择的责任。所以他真正的内心冲突，不是两个对象谁更好，而是他自己有问题。
咨询进入到这个阶段，就可以协商咨询方案和确定具体的咨询目标了。丁齐指出了沈航的问题，剖析得很明白、很仔细，最后说道：“我们先确定一个小目标，制定一个能接受的方案。从自我认识的角度去调整日常行为，进而调整思维习惯，你就从每天中午点外卖开始……好不好？”
推门离开前，沈航突然转身道：“丁老师，我很佩服您，很想交个朋友，有问题也好向您请教，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丁齐神态温和但也很坚决地回绝道：“这违反我们的职业规定，也不符合工作要求，对心理咨询本身更没有好处。如果你有咨询需求又不方便亲自到场，也可以通过心理健康中心预约电话咨询或网络咨询，但效果还是来现场咨询更好。”
心理咨询师与求助者，不在咨询室外发生现实中的关系，否则就偏离了职业身份。沈航是清楚规定的，咨询会谈开始前就有提示，可他还是提出了这个额外的要求，企图试一试，由此也能看出其心理习惯。
丁齐遇到的这种情况也不算少了，原因各异。至于沈航，显然对丁齐也有了依赖性期待，希望丁齐能在咨询室外对自己负有更多的责任。花了六百块钱、进行了一次的心理咨询，就想解决人生困惑问题从此有了着落，这是不切实际的，什么专家也不可能做到。
这恰恰是沈航需要改变的心态，丁齐已经提供了具体的方案，但还需要沈航回去后自己解决。而丁齐有一种感觉，在明确拒绝了沈航的这个要求后，无论咨询效果如何，沈航都是不会再来找他了。
其实在每一次心理咨询结束后，丁齐都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位求助者还会不会再来？而这种判断几乎是百分之百准确！
沈航走出心理健康中心时，抬头望向下午五点半斜射的阳光，稍觉有些刺眼，仅仅是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心理咨询，莫名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在走进心理咨询室之前，他也没有想到竟会是这样一种结果。
明明是两个对象该选择谁的问题，结果却领了一门功课回来，每天中午都自主完成外卖点餐，并在这个过程中做记录，分析自己的感受与想法……
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可是丁齐并没有走，他到了楼上的办公室。咨询室并不是办公室，他在精神科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存放资料的文件柜。丁齐坐在办公桌前又在想给田琦做精神鉴定的事情，出结果就在今天下午。
在同一栋楼的另一个房间里，刘丰教授面色凝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此时的字迹非常工整，是一笔一划写上去的，每一笔都很专注认真，丝毫不潦草，和平常在办公文件上的圈阅签名不太一样。
原定的三名鉴定人之一，资历最浅的丁齐被换了。其实按照规定，有两名鉴定人也可以完成鉴定程序，但有关领导很重视这个案子，刘丰“决定”撤换丁齐，也是以其资历尚浅、工作经验不足为理由，所以还是仍由三名鉴定人共同完成鉴定。
那么在这一领域，谁的资历最丰、最有权威呢，当然就是刘丰了。就算刘丰本人不想上，有关领导也会让他上的，这个案子潜在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鉴定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由刘丰这位大专家主持是最好不过，这样也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非议。
正如丁齐先前所料，这次鉴定本身并不复杂，结果已经出来了：犯罪嫌疑人田琦患有妄想型精神障碍，在案发时无自知力，不能辨认与控制自己的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鉴于其社会危害性极大，且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应接受强制医疗。
也许后面这句话才是重点吧，刘丰不仅给出了鉴定结论，还给法官提出了很明确的意见。不是常见的“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而是“社会危害性极大”，也不是大多数情况下的“建议接受强制医疗”，而是直接写了“应接受强制医疗”。
所谓强制医疗，按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强制性地关进精神病院里。在鉴定人的职责范围内，刘丰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结论很明确，看来田琦这次又会逃过刑事处罚，坐在刘丰左侧的卢澈觉得空气有点闷，感觉呼吸不畅，好像有什么东西憋在心里让他很愤懑，但在这种场合又无从发泄。
卢澈并不是学院派出身的专家，他三十年前从警校毕业，中专学历，加入了公安干警队伍。他刚开始是干刑警的，读在职成人教育，先后取得了大专、本科学历，后来又接受公派培训，二十年前成为了一名法医，五年前取得了司法鉴定人资质，今年刚满五十岁。
卢澈是从业三十年的老刑侦了，半辈子几乎都在和刑事案件打交道，侦破案情、抓获罪犯，曾多次立功受奖。他早年脾气火爆，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不能容忍任何一名凶残的罪犯逃脱，现在年纪大了，看起来脾气好多了，可仍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
方才出最后的鉴定结果之前，卢澈内心深处甚至莫名有一种幻想，希望刘丰做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以刘丰的身份以及专业水平，只要他给出了鉴定结果，那就是权威性的结论。
但这只是一闪念而已，卢澈也清楚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从专业的角度，这个鉴定结果其实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他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见刘丰已经签名了，卢澈也板着脸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很不甘心，但再不甘心也只能这样。
坐在刘丰右侧的另一位鉴定专家钟大方，他也接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钟大方是今天三位鉴定专家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好像只是来做个陪衬，假如没有撤换鉴定人的事，原本这个角色应该是属于丁齐的。
钟大方今年四十出头，正当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是境湖大学附属医院心理健康中心的副主任，而主任由刘丰兼任。钟大方就是原境湖医学院毕业的，读本科时刘丰就是他的老师，论起来他也是丁齐的师兄。
其实卢澈当年在岗接受职业培训时，也上过刘丰讲的课，主要科目是犯罪心理学以及精神鉴定。在境湖市乃至全省范围内，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领域的业务骨干，很多人拐弯抹角都与刘丰能搭上关系，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威。
刘丰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以及它代表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尤其是在这种场合所负的责任。他也能察觉到卢澈此刻的心情，很清楚对方的内心冲突。就算有内心冲突，也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同时意味着承担起责任，每个人都一样。
午餐满不满意？”
沈航虽不明所以，但还是答道：“我一般都是听同事推荐什么，或者问别人什么好吃，至于满不满意嘛，谈不上，就那么回事吧。”
丁齐又话锋一转：“这两个对象该选择谁，你问过父母吗？”
沈航以略显责怨的语气道：“我当然问过了！但他们说都可以，就看我自己的意思，否则我哪会这么麻烦？还跑来找心理咨询师！”
丁齐终于把重点给引导出来了。这个小伙子确实有点问题，可总结为“选择依赖”或“外部推责”，虽然还谈不上人格障碍，但性格上也是有缺陷的。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做出选择，而且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利弊得失、有发生失误的可能，所以选择也是有责任的。因此有些人就回避自己做出选择，从而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不必负某些责任。
“选择依赖”与“选择困难”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区别，主要在于想不想承担责任，是否追求一种无责任的安全感或优越感。推责不是归因，当选择发生后果时，这种人又往往将有利的一面归结于自己的因素，将不利的一面归结于他人的因素。
有很多事情必须做出选择，比如吃米饭还是吃面条的问题，如果不吃饭就得挨饿，总是不吃饭就得饿死。但选择的方式有很多种，依赖于他人也是一种方式，这就反应出每个人的内心倾向和行为习惯。
这还不是简单地能否独立自主、性格是强势还是弱势的问题，实际上这种人往往很固执、自我意识极强。
所以沈航的心理是矛盾的，他自认为条件出众，能同时拥有多个足以被寻常人羡慕的选择，从中得到满足、进行自我肯定。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承担选择的责任。所以他真正的内心冲突，不是两个对象谁更好，而是他自己有问题。
咨询进入到这个阶段，就可以协商咨询方案和确定具体的咨询目标了。丁齐指出了沈航的问题，剖析得很明白、很仔细，最后说道：“我们先确定一个小目标，制定一个能接受的方案。从自我认识的角度去调整日常行为，进而调整思维习惯，你就从每天中午点外卖开始……好不好？”
推门离开前，沈航突然转身道：“丁老师，我很佩服您，很想交个朋友，有问题也好向您请教，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丁齐神态温和但也很坚决地回绝道：“这违反我们的职业规定，也不符合工作要求，对心理咨询本身更没有好处。如果你有咨询需求又不方便亲自到场，也可以通过心理健康中心预约电话咨询或网络咨询，但效果还是来现场咨询更好。”
心理咨询师与求助者，不在咨询室外发生现实中的关系，否则就偏离了职业身份。沈航是清楚规定的，咨询会谈开始前就有提示，可他还是提出了这个额外的要求，企图试一试，由此也能看出其心理习惯。
丁齐遇到的这种情况也不算少了，原因各异。至于沈航，显然对丁齐也有了依赖性期待，希望丁齐能在咨询室外对自己负有更多的责任。花了六百块钱、进行了一次的心理咨询，就想解决人生困惑问题从此有了着落，这是不切实际的，什么专家也不可能做到。
这恰恰是沈航需要改变的心态，丁齐已经提供了具体的方案，但还需要沈航回去后自己解决。而丁齐有一种感觉，在明确拒绝了沈航的这个要求后，无论咨询效果如何，沈航都是不会再来找他了。
其实在每一次心理咨询结束后，丁齐都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位求助者还会不会再来？而这种判断几乎是百分之百准确！
沈航走出心理健康中心时，抬头望向下午五点半斜射的阳光，稍觉有些刺眼，仅仅是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心理咨询，莫名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在走进心理咨询室之前，他也没有想到竟会是这样一种结果。
明明是两个对象该选择谁的问题，结果却领了一门功课回来，每天中午都自主完成外卖点餐，并在这个过程中做记录，分析自己的感受与想法……
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可是丁齐并没有走，他到了楼上的办公室。咨询室并不是办公室，他在精神科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存放资料的文件柜。丁齐坐在办公桌前又在想给田琦做精神鉴定的事情，出结果就在今天下午。
在同一栋楼的另一个房间里，刘丰教授面色凝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此时的字迹非常工整，是一笔一划写上去的，每一笔都很专注认真，丝毫不潦草，和平常在办公文件上的圈阅签名不太一样。
原定的三名鉴定人之一，资历最浅的丁齐被换了。其实按照规定，有两名鉴定人也可以完成鉴定程序，但有关领导很重视这个案子，刘丰“决定”撤换丁齐，也是以其资历尚浅、工作经验不足为理由，所以还是仍由三名鉴定人共同完成鉴定。
那么在这一领域，谁的资历最丰、最有权威呢，当然就是刘丰了。就算刘丰本人不想上，有关领导也会让他上的，这个案子潜在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鉴定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由刘丰这位大专家主持是最好不过，这样也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非议。
正如丁齐先前所料，这次鉴定本身并不复杂，结果已经出来了：犯罪嫌疑人田琦患有妄想型精神障碍，在案发时无自知力，不能辨认与控制自己的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鉴于其社会危害性极大，且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应接受强制医疗。
也许后面这句话才是重点吧，刘丰不仅给出了鉴定结论，还给法官提出了很明确的意见。不是常见的“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而是“社会危害性极大”，也不是大多数情况下的“建议接受强制医疗”，而是直接写了“应接受强制医疗”。
所谓强制医疗，按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强制性地关进精神病院里。在鉴定人的职责范围内，刘丰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结论很明确，看来田琦这次又会逃过刑事处罚，坐在刘丰左侧的卢澈觉得空气有点闷，感觉呼吸不畅，好像有什么东西憋在心里让他很愤懑，但在这种场合又无从发泄。
卢澈并不是学院派出身的专家，他三十年前从警校毕业，中专学历，加入了公安干警队伍。他刚开始是干刑警的，读在职成人教育，先后取得了大专、本科学历，后来又接受公派培训，二十年前成为了一名法医，五年前取得了司法鉴定人资质，今年刚满五十岁。
卢澈是从业三十年的老刑侦了，半辈子几乎都在和刑事案件打交道，侦破案情、抓获罪犯，曾多次立功受奖。他早年脾气火爆，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不能容忍任何一名凶残的罪犯逃脱，现在年纪大了，看起来脾气好多了，可仍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
方才出最后的鉴定结果之前，卢澈内心深处甚至莫名有一种幻想，希望刘丰做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以刘丰的身份以及专业水平，只要他给出了鉴定结果，那就是权威性的结论。
但这只是一闪念而已，卢澈也清楚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从专业的角度，这个鉴定结果其实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他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见刘丰已经签名了，卢澈也板着脸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很不甘心，但再不甘心也只能这样。
坐在刘丰右侧的另一位鉴定专家钟大方，他也接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钟大方是今天三位鉴定专家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好像只是来做个陪衬，假如没有撤换鉴定人的事，原本这个角色应该是属于丁齐的。
钟大方今年四十出头，正当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是境湖大学附属医院心理健康中心的副主任，而主任由刘丰兼任。钟大方就是原境湖医学院毕业的，读本科时刘丰就是他的老师，论起来他也是丁齐的师兄。
其实卢澈当年在岗接受职业培训时，也上过刘丰讲的课，主要科目是犯罪心理学以及精神鉴定。在境湖市乃至全省范围内，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领域的业务骨干，很多人拐弯抹角都与刘丰能搭上关系，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威。
刘丰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以及它代表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尤其是在这种场合所负的责任。他也能察觉到卢澈此刻的心情，很清楚对方的内心冲突。就算有内心冲突，也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同时意味着承担起责任，每个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