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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淮南战事结束后，司马昭对这场战争中的最大功臣王基赞不绝口：“当初军议，群臣都主张移营北山，我没有亲临战场，也误认为应该如此。想不到王将军深明利害，上违诏命，下拒众议，最终克敌制胜，真是古今罕有的名将啊！”
不料，王基连番上疏辞让：“这些都归功于臣的僚属。”于是，他麾下七名僚属全都因此被封侯。王基的智慧和胸襟实在令人叹服。
随后，司马昭任命王基担任扬州都督，陈骞担任豫州都督。陈骞正是陈矫的儿子，素以谋略著称，他在淮南之战担任副帅，立下赫赫战功。可是，司马昭难道忘记了，在战前他曾许诺让王基担任扬、豫二州都督这事了吗？他当然不可能忘记，但他甘愿食言也不放心让一人包揽两个州的兵权。他自然很清楚王基对司马家族的忠诚，可是健康的体系不能建立在个人感情这个基础上，因为人心会变，一旦生变，他将无力应对。
淮南之战结束后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魏帝曹髦疲于应付满朝公卿给他施加的巨大压力。
群臣纷纷提议：“大将军司马昭平定淮南叛乱，功勋卓著，理应加官晋爵，否则不足以服众！”
曹髦烦透了，司马昭官拜大将军，再加官晋爵还能加到什么程度？魏国自取代汉朝之日便取消丞相制，至今已有三十七年，难道要拜司马昭为丞相不成？
“臣建议陛下拜大将军为丞相，晋爵晋公。”群臣奏道，他们终于代表司马昭向曹髦摊牌了。当年，曹操官拜汉朝丞相，晋爵魏公，后成为魏王。倘若司马昭也官拜丞相，晋爵晋公，这无疑和曹操当年的权臣之路如出一辙。
你们到底是魏国的臣子还是司马昭的臣子？曹髦冷眼瞪着朝堂下向他跪拜的群臣，可他根本无力抵抗。就在这年6月，曹髦不得不颁布诏书，拜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之礼。这是司马家族权臣之路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朝廷彻底向司马昭妥协，默认了司马昭将逐步取代曹氏社稷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可是，司马昭却没有接受册封，他不是不想，反之，他实在太想了，以至于不敢冒一丝一毫的风险。魏国臣民对司马昭取代曹氏的容忍程度在他心里精确换算成了一个百分比。他强忍着诱惑不断告诫自己：还没有达到安全值，时机不对。
出于这种判断，司马昭前后九次辞让，最终依旧维持大将军的官位不变。此时此刻，曹髦胸中的怒火临近爆发，他性格中缺乏忍耐这项能力，他觉得自己成了司马昭手中的玩物。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司马昭根本无意戏耍曹髦。戏耍，这对司马昭而言是一种奢侈，他继承了司马懿和司马师的性格特点，所走的每一步均目的明确——下赢这盘棋。
翌年，荆州都督王昶去世。这位被司马懿一手提携的实力派重臣，在死的头一年官拜司空。不过，王昶和司马懿、王淩当年的境遇类似，他没有被召回朝廷，一直到死都在荆州，除了因为他对司马家族的忠心，更因为他强大到难以撼动的实力。前文曾经讲到过，王昶和王淩俱属于太原王氏家族。东汉末年，王允刺杀董卓后即被董卓余党谋害，致使太原王氏遭受重大打击，魏朝时，王淩这一支被司马懿诛灭，而王昶这一支系则光大了家族。到了西晋时代，太原王氏成了天下首屈一指的望族，后面还会讲到很多关于王昶子孙的故事。
王昶死后荆州都督空缺，这对司马昭而言是个绝好的机会，他重新调整了魏国各主要战区的统帅人选。
长江以北的荆州进一步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王基任荆州北部都督，州泰任荆州南部都督；石苞任扬州都督；钟毓任徐州都督；陈骞任豫州都督。除此之外，还有堂弟司马望（司马孚的次子）仍担任雍凉都督，邓艾任陇右都督（在司马望辖区的雍州西部，专门负责抵御蜀国入侵）。
三年后，王基，这个为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立下旷世奇功的名将去世。清代乾隆年间，王基的墓碑在洛阳破土而出，碑文采用隶书撰写（正是魏国初代名臣钟繇发明的笔法），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块碑文至今仍流传于世，人称“王基断碑”。最奇妙的是，碑文竟不刻写墓主名讳，实在是刻碑史上空前绝后的特例。为什么会这样？
在《宋书·礼志》中给出了答案：公元205年，曹操考虑到世间饱受战乱之苦，为提倡节俭薄葬遂立法禁止刻碑。公元257年，司马昭的幕僚王伦去世，其兄王俊想为弟弟立碑，却因禁碑令未遂。公元278年，晋武帝司马炎想过要废止禁碑令被记录在史书中。直到一百多年后，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再次上疏请求废止禁碑令。由此可知，曹操在战乱时代立下的禁碑令居然一直延续了两百余年。在这两百余年中，私立墓碑者大有人在，然而王基墓碑却非私立，他因功勋卓著被朝廷特别赐予刻碑立传的殊荣，不过考虑禁碑令犹在，便采取这样一个折中权变的办法——不刻王基名讳。
遥想魏国初建的年代，曹仁包揽荆州、豫州、扬州三州都督，曹仁死后，曹休任扬州都督，夏侯尚任荆州都督，曹真任中央军统帅兼雍凉都督，魏国前线的军权完全囊括在宗室重臣手中。而到了公元259年，魏国前线的两三个军区不断细化，几个大军区最高统帅也全部换成了司马家族的嫡系亲信。
随着司马昭的权力愈加稳固，他心里那个谋朝篡位的百分比也愈加接近安全值。可是，他也意识到，性格嚣张强硬的魏帝曹髦已经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块绊脚石。在这场博弈中，司马昭的对手是天下人心，曹髦，毫无资格做他的对手，仅是一个随时可以弹飞的棋子。
宗氏之恨
回到淮南之战的这一年，让我们看一下吴国的局势，大将军孙惨败；重臣朱异被杀；全氏家族遭受重创；吴帝孙亮开始追究孙鲁育的死因，这一串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终于要做个了断了。
这个时候，孙正率败军悻悻地返回吴都建邺，一路上，他接二连三受到吴帝孙亮的责难——“为什么一败涂地！为什么要擅杀重臣朱异！”
孙明白了，在他远离朝廷的这段时间，孙亮已经成功地将权力揽在了手里。他陷入被动，回到建邺后便称病不上朝，也不觐见孙亮。那么，在这种局面下孙如何控制朝政呢？他让四个弟弟分别执掌京都各禁军营，完全凭借兵势震慑皇室和朝廷。
孙亮虽然亲政，却在孙的武力监控下，他越来越忍不了孙。
近来，孙亮频频向孙鲁班发难：“为什么要诬陷朱公主（孙鲁育）？”
“陛下息怒，此事牵扯人众多，我即刻去查……”孙鲁班吓得直哆嗦。随着丈夫全琮、姘头（侄子）孙峻相继死去，全氏家族又祸事连连（全辉、全仪携母叛逃，被困寿春城中的全氏诸将投降），她如今失去了一切靠山，只能向现实低头，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翻手云覆手雨了。
孙亮看着瑟瑟发抖、俯首帖耳的姐姐不禁沉醉其中。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吗？短短几个月，他悟出很多道理。此刻，他已不是单纯地要给孙鲁育报仇而为难孙鲁班，他打算借机打压孙，夺回失去的权力。
而半老徐娘的孙鲁班也没有任何资本让她获得孙的青睐，更何况，正是孙导致自己夫家全氏一族的衰落。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段时间，她敏锐地觉察到孙亮对孙的憎恨，既然无法投靠孙，不如索性帮孙亮搞垮孙。于是，孙鲁班开始了一番谋划。
这天，孙亮惊诧地听着孙鲁班的哭诉。
“你说朱熊、朱损兄弟谋害自己的母亲？此言属实？”朱熊和朱损乃是孙鲁育和朱据的儿子。
“绝对属实，朱熊、朱损向孙峻泄露朱公主企图谋杀孙峻的消息，这才致使朱公主惨死。”孙鲁班答道。那么，朱熊、朱损是否真的陷害生母呢？在《三国志·嫔妃传》中明确说是孙鲁班诬陷，而《三国志·孙传》中则说朱熊、朱损没有起到保护母亲的责任。理论上，他们应该不大可能陷害母亲，但从孙鲁育死后，兄弟二人依然地位显赫来看，他们很可能是在母亲被害这件事上保持了缄默和不作为。
“居然做出这种忤逆的事……”孙亮简直不敢相信，他原本希望为姐姐报仇，没想到最后牵涉姐姐的儿子。
孙鲁班见孙亮踌躇，紧跟着又补了一句：“陛下，您可别忘了，朱熊、朱损是孙亲信，而且，朱损更是孙的妹夫……”
“对呀……”孙亮怦然心动。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关心追究这桩事的初衷，是不是孙鲁育的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兄弟二人是孙亲信。“传令左将军丁奉，率军处死朱熊和朱损。”处死两个将领为何要率军前往？这里，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吴国的军制——世袭领兵制。
如果看《三国志》吴国众多功臣名将的传记，就会发现他们的后代大多默默无闻，其中更不乏被流放甚至处死，或是畏罪叛逃的，相比起魏国和蜀国善待功臣后代，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孙权刻薄寡恩的本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吴国独特的军制。在魏、蜀二国，朝廷掌握军队绝对所有权，虽然将领也有军权，但朝廷随时可以通过改变职务的方式剥夺将领军权。吴国就不一样了，历史原因，江东豪族多拥有数量不等的私家军队，更为严重的是，私兵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被称作世袭领兵制。孙权允许世袭领兵制的目的与曹丕接受九品中正制完全一样，都是君主为赢得豪族支持迫不得已做出的妥协。最初，将领拥有的私兵基本在两三千人以下，到后期，随着将领不断立功，私兵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因此，收押或处死手握私兵的将领很有可能会爆发武力冲突，这绝不是带几个狱卒就能搞定的。这也是当初朱绩收押诸葛融、丁奉，处死朱熊、朱损时，除了携带皇帝诏书，还需要带军队的原因。
孙闻讯连番上疏恳求孙亮饶了朱熊、朱损兄弟。从这事可以看出，朱熊、朱损的确是孙一党。
孙亮断然拒绝。实际上，他正是因为孙的关系才将朱熊、朱损处死，为孙鲁育报仇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几天后，朱熊、朱损被丁奉剿灭。如果说之前，孙亮是出于对孙鲁育的感情而追查此事，那么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他的心思也发生了峰回路转的变化，姐姐的死因不再重要，这件事成了他打击权臣孙的手段，其结果居然是断了孙鲁育的骨血。
朱熊、朱损被处决只是个前奏，随后，孙亮开始了一个更危险的计划。
“我要杀了孙！”孙亮对姐姐孙鲁班、国丈全尚（全皇后的爸爸）、将军刘丞言道。
三人听了心里咯噔一下：“陛下可别轻举妄动。孙兄弟个个手握禁军兵权，不是那么容易杀的。”何止不容易，实话实说，单凭这几个人根本不可能。
博弈
淮南战事结束后，司马昭对这场战争中的最大功臣王基赞不绝口：“当初军议，群臣都主张移营北山，我没有亲临战场，也误认为应该如此。想不到王将军深明利害，上违诏命，下拒众议，最终克敌制胜，真是古今罕有的名将啊！”
不料，王基连番上疏辞让：“这些都归功于臣的僚属。”于是，他麾下七名僚属全都因此被封侯。王基的智慧和胸襟实在令人叹服。
随后，司马昭任命王基担任扬州都督，陈骞担任豫州都督。陈骞正是陈矫的儿子，素以谋略著称，他在淮南之战担任副帅，立下赫赫战功。可是，司马昭难道忘记了，在战前他曾许诺让王基担任扬、豫二州都督这事了吗？他当然不可能忘记，但他甘愿食言也不放心让一人包揽两个州的兵权。他自然很清楚王基对司马家族的忠诚，可是健康的体系不能建立在个人感情这个基础上，因为人心会变，一旦生变，他将无力应对。
淮南之战结束后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魏帝曹髦疲于应付满朝公卿给他施加的巨大压力。
群臣纷纷提议：“大将军司马昭平定淮南叛乱，功勋卓著，理应加官晋爵，否则不足以服众！”
曹髦烦透了，司马昭官拜大将军，再加官晋爵还能加到什么程度？魏国自取代汉朝之日便取消丞相制，至今已有三十七年，难道要拜司马昭为丞相不成？
“臣建议陛下拜大将军为丞相，晋爵晋公。”群臣奏道，他们终于代表司马昭向曹髦摊牌了。当年，曹操官拜汉朝丞相，晋爵魏公，后成为魏王。倘若司马昭也官拜丞相，晋爵晋公，这无疑和曹操当年的权臣之路如出一辙。
你们到底是魏国的臣子还是司马昭的臣子？曹髦冷眼瞪着朝堂下向他跪拜的群臣，可他根本无力抵抗。就在这年6月，曹髦不得不颁布诏书，拜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之礼。这是司马家族权臣之路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朝廷彻底向司马昭妥协，默认了司马昭将逐步取代曹氏社稷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可是，司马昭却没有接受册封，他不是不想，反之，他实在太想了，以至于不敢冒一丝一毫的风险。魏国臣民对司马昭取代曹氏的容忍程度在他心里精确换算成了一个百分比。他强忍着诱惑不断告诫自己：还没有达到安全值，时机不对。
出于这种判断，司马昭前后九次辞让，最终依旧维持大将军的官位不变。此时此刻，曹髦胸中的怒火临近爆发，他性格中缺乏忍耐这项能力，他觉得自己成了司马昭手中的玩物。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司马昭根本无意戏耍曹髦。戏耍，这对司马昭而言是一种奢侈，他继承了司马懿和司马师的性格特点，所走的每一步均目的明确——下赢这盘棋。
翌年，荆州都督王昶去世。这位被司马懿一手提携的实力派重臣，在死的头一年官拜司空。不过，王昶和司马懿、王淩当年的境遇类似，他没有被召回朝廷，一直到死都在荆州，除了因为他对司马家族的忠心，更因为他强大到难以撼动的实力。前文曾经讲到过，王昶和王淩俱属于太原王氏家族。东汉末年，王允刺杀董卓后即被董卓余党谋害，致使太原王氏遭受重大打击，魏朝时，王淩这一支被司马懿诛灭，而王昶这一支系则光大了家族。到了西晋时代，太原王氏成了天下首屈一指的望族，后面还会讲到很多关于王昶子孙的故事。
王昶死后荆州都督空缺，这对司马昭而言是个绝好的机会，他重新调整了魏国各主要战区的统帅人选。
长江以北的荆州进一步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王基任荆州北部都督，州泰任荆州南部都督；石苞任扬州都督；钟毓任徐州都督；陈骞任豫州都督。除此之外，还有堂弟司马望（司马孚的次子）仍担任雍凉都督，邓艾任陇右都督（在司马望辖区的雍州西部，专门负责抵御蜀国入侵）。
三年后，王基，这个为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立下旷世奇功的名将去世。清代乾隆年间，王基的墓碑在洛阳破土而出，碑文采用隶书撰写（正是魏国初代名臣钟繇发明的笔法），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块碑文至今仍流传于世，人称“王基断碑”。最奇妙的是，碑文竟不刻写墓主名讳，实在是刻碑史上空前绝后的特例。为什么会这样？
在《宋书·礼志》中给出了答案：公元205年，曹操考虑到世间饱受战乱之苦，为提倡节俭薄葬遂立法禁止刻碑。公元257年，司马昭的幕僚王伦去世，其兄王俊想为弟弟立碑，却因禁碑令未遂。公元278年，晋武帝司马炎想过要废止禁碑令被记录在史书中。直到一百多年后，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再次上疏请求废止禁碑令。由此可知，曹操在战乱时代立下的禁碑令居然一直延续了两百余年。在这两百余年中，私立墓碑者大有人在，然而王基墓碑却非私立，他因功勋卓著被朝廷特别赐予刻碑立传的殊荣，不过考虑禁碑令犹在，便采取这样一个折中权变的办法——不刻王基名讳。
遥想魏国初建的年代，曹仁包揽荆州、豫州、扬州三州都督，曹仁死后，曹休任扬州都督，夏侯尚任荆州都督，曹真任中央军统帅兼雍凉都督，魏国前线的军权完全囊括在宗室重臣手中。而到了公元259年，魏国前线的两三个军区不断细化，几个大军区最高统帅也全部换成了司马家族的嫡系亲信。
随着司马昭的权力愈加稳固，他心里那个谋朝篡位的百分比也愈加接近安全值。可是，他也意识到，性格嚣张强硬的魏帝曹髦已经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块绊脚石。在这场博弈中，司马昭的对手是天下人心，曹髦，毫无资格做他的对手，仅是一个随时可以弹飞的棋子。
宗氏之恨
回到淮南之战的这一年，让我们看一下吴国的局势，大将军孙惨败；重臣朱异被杀；全氏家族遭受重创；吴帝孙亮开始追究孙鲁育的死因，这一串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终于要做个了断了。
这个时候，孙正率败军悻悻地返回吴都建邺，一路上，他接二连三受到吴帝孙亮的责难——“为什么一败涂地！为什么要擅杀重臣朱异！”
孙明白了，在他远离朝廷的这段时间，孙亮已经成功地将权力揽在了手里。他陷入被动，回到建邺后便称病不上朝，也不觐见孙亮。那么，在这种局面下孙如何控制朝政呢？他让四个弟弟分别执掌京都各禁军营，完全凭借兵势震慑皇室和朝廷。
孙亮虽然亲政，却在孙的武力监控下，他越来越忍不了孙。
近来，孙亮频频向孙鲁班发难：“为什么要诬陷朱公主（孙鲁育）？”
“陛下息怒，此事牵扯人众多，我即刻去查……”孙鲁班吓得直哆嗦。随着丈夫全琮、姘头（侄子）孙峻相继死去，全氏家族又祸事连连（全辉、全仪携母叛逃，被困寿春城中的全氏诸将投降），她如今失去了一切靠山，只能向现实低头，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翻手云覆手雨了。
孙亮看着瑟瑟发抖、俯首帖耳的姐姐不禁沉醉其中。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吗？短短几个月，他悟出很多道理。此刻，他已不是单纯地要给孙鲁育报仇而为难孙鲁班，他打算借机打压孙，夺回失去的权力。
而半老徐娘的孙鲁班也没有任何资本让她获得孙的青睐，更何况，正是孙导致自己夫家全氏一族的衰落。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段时间，她敏锐地觉察到孙亮对孙的憎恨，既然无法投靠孙，不如索性帮孙亮搞垮孙。于是，孙鲁班开始了一番谋划。
这天，孙亮惊诧地听着孙鲁班的哭诉。
“你说朱熊、朱损兄弟谋害自己的母亲？此言属实？”朱熊和朱损乃是孙鲁育和朱据的儿子。
“绝对属实，朱熊、朱损向孙峻泄露朱公主企图谋杀孙峻的消息，这才致使朱公主惨死。”孙鲁班答道。那么，朱熊、朱损是否真的陷害生母呢？在《三国志·嫔妃传》中明确说是孙鲁班诬陷，而《三国志·孙传》中则说朱熊、朱损没有起到保护母亲的责任。理论上，他们应该不大可能陷害母亲，但从孙鲁育死后，兄弟二人依然地位显赫来看，他们很可能是在母亲被害这件事上保持了缄默和不作为。
“居然做出这种忤逆的事……”孙亮简直不敢相信，他原本希望为姐姐报仇，没想到最后牵涉姐姐的儿子。
孙鲁班见孙亮踌躇，紧跟着又补了一句：“陛下，您可别忘了，朱熊、朱损是孙亲信，而且，朱损更是孙的妹夫……”
“对呀……”孙亮怦然心动。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关心追究这桩事的初衷，是不是孙鲁育的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兄弟二人是孙亲信。“传令左将军丁奉，率军处死朱熊和朱损。”处死两个将领为何要率军前往？这里，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吴国的军制——世袭领兵制。
如果看《三国志》吴国众多功臣名将的传记，就会发现他们的后代大多默默无闻，其中更不乏被流放甚至处死，或是畏罪叛逃的，相比起魏国和蜀国善待功臣后代，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孙权刻薄寡恩的本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吴国独特的军制。在魏、蜀二国，朝廷掌握军队绝对所有权，虽然将领也有军权，但朝廷随时可以通过改变职务的方式剥夺将领军权。吴国就不一样了，历史原因，江东豪族多拥有数量不等的私家军队，更为严重的是，私兵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被称作世袭领兵制。孙权允许世袭领兵制的目的与曹丕接受九品中正制完全一样，都是君主为赢得豪族支持迫不得已做出的妥协。最初，将领拥有的私兵基本在两三千人以下，到后期，随着将领不断立功，私兵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因此，收押或处死手握私兵的将领很有可能会爆发武力冲突，这绝不是带几个狱卒就能搞定的。这也是当初朱绩收押诸葛融、丁奉，处死朱熊、朱损时，除了携带皇帝诏书，还需要带军队的原因。
孙闻讯连番上疏恳求孙亮饶了朱熊、朱损兄弟。从这事可以看出，朱熊、朱损的确是孙一党。
孙亮断然拒绝。实际上，他正是因为孙的关系才将朱熊、朱损处死，为孙鲁育报仇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几天后，朱熊、朱损被丁奉剿灭。如果说之前，孙亮是出于对孙鲁育的感情而追查此事，那么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他的心思也发生了峰回路转的变化，姐姐的死因不再重要，这件事成了他打击权臣孙的手段，其结果居然是断了孙鲁育的骨血。
朱熊、朱损被处决只是个前奏，随后，孙亮开始了一个更危险的计划。
“我要杀了孙！”孙亮对姐姐孙鲁班、国丈全尚（全皇后的爸爸）、将军刘丞言道。
三人听了心里咯噔一下：“陛下可别轻举妄动。孙兄弟个个手握禁军兵权，不是那么容易杀的。”何止不容易，实话实说，单凭这几个人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