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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好色，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禁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妓女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其淫荡、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其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陈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
四
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杨广一直有一种直觉，认为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一样。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隋书·炀帝纪》载，杨勇的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死日的事都能传到隋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往今来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资治通鉴》称其“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时，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后，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所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琢磨皇帝的宝座。
《隋书·列传第十》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在他不遗余力地广搜英异之下，南朝几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成了晋王府的常客。他主动学习南方方言，尽力资助文化事业，很快赢得了江南上层的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隋书·炀帝纪》载，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
晋王的个人生活也十分检饬。他的节俭在诸王之间是出了名的。人们来到晋王府，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着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所以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所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都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所以这些婢仆无不称其仁孝。这种连今天每个科级小官僚都精通的政治技巧，杨广夫妇当然会使得滴水不漏。他虽然远在江南，却借不多的进京机会，用人际能力和金钱在朝臣中构筑了牢固而秘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在南方所受到的称颂声传达到杨坚耳朵里时被放大了数倍。在帝国政治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像杨广这样条件出色的皇子历史上少见。如果是这个皇子接杨坚的班，大隋天下会更有保障。而在南方不断传来对杨广的赞颂之声的同时，杨坚与杨勇的父子关系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失宠，杨勇情急之下，错招频出。他不断派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然而由于行事不谨，探子居然被隋文帝抓住。据《隋书·列传第十》记载，隋文帝气愤地说：“朕在仁寿宫居住，与东宫相隔甚远，然而我身边发生纤介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我怪之甚久，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提防太子篡位，皇帝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怕不安全，居然从后殿移到了前殿。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许多大臣都预感到，杨勇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
得知这个消息，杨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进京面圣，和母亲独孤氏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说，长兄杨勇不知何故，近来频频挑他的错，甚至屡次扬言要除掉他。前一段，晋王府潜进一个刺客，刚刚跳入王府就被抓住了，虽然百般拷打也不吐口，但是他猜测可能是太子派来的。
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边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五
在野史传说中，还有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被创作出来，主要是为了表现杨广的心机有多深，同时又冷漠无情。《资治通鉴》记载，在被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三年，皇后独孤氏驾崩。太子杨广在皇帝及宫人面前悲痛欲绝，好像活不下去的样子，背地里却饮食言笑如常。每天他表面上只吃素米，实际上却偷偷命人取鲜肉肥鱼放在竹筒中，以蜡封口，裹在衣服里送进来。
确实，为了皇位，杨广是老谋深算的。一定程度的“矫饰”，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然而，“母死不悲”的传闻无论如何都不合常理。从现存资料及传世诗文看，杨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在文字中表现出的对朋友、对亲人的缱绻情深，相当动人。更何况，他又是独孤后最喜欢的孩子，母子感情非常融洽，从未有失和的记载。杨广之所以被立为太子，独孤后的“枕边风”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杨坚晚年，猜忌心日益朝变态的方向发展。在如履薄冰的太子位上，母后是比父皇还要坚固的保护伞。以人子之常理推之，杨广此时不可能不哀痛于心，从小锦衣玉食的他，何至于在此时突然馋起大鱼大肉来？
其实，查遍《隋书》、《北史》及《陈书》等正史史料，均未见此记载。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竟然是采自野史小说。正统史家对杨广不遗余力地丑化到了不惜牺牲自己著作学术水平的程度。
六
《隋书·列传第十》对更换太子的记载如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初九，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首跪着长子杨勇，右首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自古太子，常有怙恶不悛的不才之人，皇帝往往不忍心罢免，以至于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看，天下安危，系于储位之贤否，大业传事，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品性庸暗，仁孝无闻，亲近小人，任用奸邪，所做的错事，难以具述。百姓者，天下之百姓也。我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敢以一己之爱伤害天下百姓的福祉，听任勇将来变乱天下。勇着即废为庶人，以次子广继之！
群臣个个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皇帝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在内心深处，多数的大臣认为这一天对大隋王朝来说也许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
头低得最深的是新太子杨广。虽然对自己的幸运一直有自信，但是杨广在江南的十年间，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毕竟，挑战嫡长制原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大不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为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已经几乎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做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是啊，三十年的生命，其实只为等待这一时刻！他人生之路上那块最大的阻路石终于被掀开，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样瑰丽诱人。巨大的幸福感让他心神激荡，简直把握不住自己。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杨广成为太子后，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秘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以此作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剂，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住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过起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的生活。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静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古往今来的太子，没有几个能比杨广做得还成功。事实上，从懂事起，他就习惯了紧张的满负荷的生活节奏，东宫岁月表面上看起来悠然自得，实际上这种生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折磨。《隋书·列传第二十八》载，在写给最好的朋友、正在北部边疆备战的将军史祥的一封信里，他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的一丝落寞：“近者陪随銮驾……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
不过，他只是把这丝寂寞寄托在文字中，在老皇帝面前，他的表情从来都是安详凝重的。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七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
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
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是不治之症，他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歔欷”。《隋书·何稠传》记载隋文帝临终前的细节时说，隋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
杨坚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过程，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从这些史料看，老皇帝的死是从容的、安详的。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把帝国托付给杨广是明智的。
然而，为了证明杨广继位的非法，后世的编史者却把整个杨广前半生传奇的高潮定位于“篡位”。据说在杨坚病重的时候，这个野兽终于撕开画皮，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迫不及待地几乎就在父亲身边强奸了父亲的妃子，也就是自己的后母，然后又挥刀杀死了父亲，关押了自己的弟弟，宣布自己继位。由此完满地犯下了“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一系列经典罪恶。
这实在匪夷所思。
在那几天里，杨广当然是全帝国心情最紧张、最复杂的人。不管他内心是否如野史小说中所说，盼着老皇帝早一天咽气，至少在皇帝诀别了百僚，全帝国都知道皇帝熬不了几天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必要像传说中的那样提前谋杀父亲。在这些天里，他必须调动起全部的神经，力求完美地扮演孝子的角色，尽可能多地待在老皇帝身边，亲自端水尝药，衣不解带。另外，需要他做的事还有很多。一方面他要代理老皇帝处理积累起来的日常政务，另一方面要筹备、计划、拍板老皇帝的医疗方案以至规模巨大、头绪纷繁的国葬事宜；同时，更重要的，他还要掂量、分析、琢磨各派大臣的内部争斗情况及心理，特别是掌握各地武力的调配情况，以防止国家大丧之际出现任何变乱。据内线报，他最小的弟弟已经连日招兵买马，准备动手。一个人的精力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的，连日睡眠不足，面容迅速消瘦，两眼布满血丝，说话偶尔前言不搭后语，都应该是正常情况。
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好色，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禁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妓女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其淫荡、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其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陈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
四
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杨广一直有一种直觉，认为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一样。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隋书·炀帝纪》载，杨勇的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死日的事都能传到隋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往今来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资治通鉴》称其“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时，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后，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所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琢磨皇帝的宝座。
《隋书·列传第十》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在他不遗余力地广搜英异之下，南朝几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成了晋王府的常客。他主动学习南方方言，尽力资助文化事业，很快赢得了江南上层的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隋书·炀帝纪》载，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
晋王的个人生活也十分检饬。他的节俭在诸王之间是出了名的。人们来到晋王府，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着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所以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所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都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所以这些婢仆无不称其仁孝。这种连今天每个科级小官僚都精通的政治技巧，杨广夫妇当然会使得滴水不漏。他虽然远在江南，却借不多的进京机会，用人际能力和金钱在朝臣中构筑了牢固而秘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在南方所受到的称颂声传达到杨坚耳朵里时被放大了数倍。在帝国政治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像杨广这样条件出色的皇子历史上少见。如果是这个皇子接杨坚的班，大隋天下会更有保障。而在南方不断传来对杨广的赞颂之声的同时，杨坚与杨勇的父子关系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失宠，杨勇情急之下，错招频出。他不断派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然而由于行事不谨，探子居然被隋文帝抓住。据《隋书·列传第十》记载，隋文帝气愤地说：“朕在仁寿宫居住，与东宫相隔甚远，然而我身边发生纤介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我怪之甚久，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提防太子篡位，皇帝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怕不安全，居然从后殿移到了前殿。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许多大臣都预感到，杨勇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
得知这个消息，杨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进京面圣，和母亲独孤氏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说，长兄杨勇不知何故，近来频频挑他的错，甚至屡次扬言要除掉他。前一段，晋王府潜进一个刺客，刚刚跳入王府就被抓住了，虽然百般拷打也不吐口，但是他猜测可能是太子派来的。
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边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五
在野史传说中，还有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被创作出来，主要是为了表现杨广的心机有多深，同时又冷漠无情。《资治通鉴》记载，在被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三年，皇后独孤氏驾崩。太子杨广在皇帝及宫人面前悲痛欲绝，好像活不下去的样子，背地里却饮食言笑如常。每天他表面上只吃素米，实际上却偷偷命人取鲜肉肥鱼放在竹筒中，以蜡封口，裹在衣服里送进来。
确实，为了皇位，杨广是老谋深算的。一定程度的“矫饰”，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然而，“母死不悲”的传闻无论如何都不合常理。从现存资料及传世诗文看，杨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在文字中表现出的对朋友、对亲人的缱绻情深，相当动人。更何况，他又是独孤后最喜欢的孩子，母子感情非常融洽，从未有失和的记载。杨广之所以被立为太子，独孤后的“枕边风”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杨坚晚年，猜忌心日益朝变态的方向发展。在如履薄冰的太子位上，母后是比父皇还要坚固的保护伞。以人子之常理推之，杨广此时不可能不哀痛于心，从小锦衣玉食的他，何至于在此时突然馋起大鱼大肉来？
其实，查遍《隋书》、《北史》及《陈书》等正史史料，均未见此记载。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竟然是采自野史小说。正统史家对杨广不遗余力地丑化到了不惜牺牲自己著作学术水平的程度。
六
《隋书·列传第十》对更换太子的记载如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初九，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首跪着长子杨勇，右首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自古太子，常有怙恶不悛的不才之人，皇帝往往不忍心罢免，以至于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看，天下安危，系于储位之贤否，大业传事，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品性庸暗，仁孝无闻，亲近小人，任用奸邪，所做的错事，难以具述。百姓者，天下之百姓也。我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敢以一己之爱伤害天下百姓的福祉，听任勇将来变乱天下。勇着即废为庶人，以次子广继之！
群臣个个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皇帝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在内心深处，多数的大臣认为这一天对大隋王朝来说也许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
头低得最深的是新太子杨广。虽然对自己的幸运一直有自信，但是杨广在江南的十年间，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毕竟，挑战嫡长制原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大不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为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已经几乎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做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是啊，三十年的生命，其实只为等待这一时刻！他人生之路上那块最大的阻路石终于被掀开，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样瑰丽诱人。巨大的幸福感让他心神激荡，简直把握不住自己。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杨广成为太子后，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秘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以此作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剂，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住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过起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的生活。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静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古往今来的太子，没有几个能比杨广做得还成功。事实上，从懂事起，他就习惯了紧张的满负荷的生活节奏，东宫岁月表面上看起来悠然自得，实际上这种生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折磨。《隋书·列传第二十八》载，在写给最好的朋友、正在北部边疆备战的将军史祥的一封信里，他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的一丝落寞：“近者陪随銮驾……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
不过，他只是把这丝寂寞寄托在文字中，在老皇帝面前，他的表情从来都是安详凝重的。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七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
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
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是不治之症，他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歔欷”。《隋书·何稠传》记载隋文帝临终前的细节时说，隋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
杨坚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过程，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从这些史料看，老皇帝的死是从容的、安详的。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把帝国托付给杨广是明智的。
然而，为了证明杨广继位的非法，后世的编史者却把整个杨广前半生传奇的高潮定位于“篡位”。据说在杨坚病重的时候，这个野兽终于撕开画皮，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迫不及待地几乎就在父亲身边强奸了父亲的妃子，也就是自己的后母，然后又挥刀杀死了父亲，关押了自己的弟弟，宣布自己继位。由此完满地犯下了“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一系列经典罪恶。
这实在匪夷所思。
在那几天里，杨广当然是全帝国心情最紧张、最复杂的人。不管他内心是否如野史小说中所说，盼着老皇帝早一天咽气，至少在皇帝诀别了百僚，全帝国都知道皇帝熬不了几天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必要像传说中的那样提前谋杀父亲。在这些天里，他必须调动起全部的神经，力求完美地扮演孝子的角色，尽可能多地待在老皇帝身边，亲自端水尝药，衣不解带。另外，需要他做的事还有很多。一方面他要代理老皇帝处理积累起来的日常政务，另一方面要筹备、计划、拍板老皇帝的医疗方案以至规模巨大、头绪纷繁的国葬事宜；同时，更重要的，他还要掂量、分析、琢磨各派大臣的内部争斗情况及心理，特别是掌握各地武力的调配情况，以防止国家大丧之际出现任何变乱。据内线报，他最小的弟弟已经连日招兵买马，准备动手。一个人的精力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的，连日睡眠不足，面容迅速消瘦，两眼布满血丝，说话偶尔前言不搭后语，都应该是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