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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见过此人，但杜林祥与袁凯的确算是打过交道。当时在河州西郊棚户区搞拆迁，林正亮带人和拆迁户发生械斗。林正亮被人刺伤，对方则有一人丢了性命。杜林祥连夜去谈判，终于搞定了死者家属，可第二天还是有人把这事捅到网上。为此，吕有顺大发雷霆，还叫网监部门追查是谁发的帖。杜林祥和周玉杰也急匆匆赶赴北京，四处联系删帖公司清除网上信息。
杜林祥记得，当查出是《河州晚报》的记者把事情捅到网上之后，吕有顺还声色俱厉地表示要“严肃处理”。
尽管从未谋面，但袁凯留给杜林祥的印象可谓深刻。杜林祥好奇地问：“你怎么到北京来了？”
袁凯吸了一口烟：“中国的事情，喜欢层层加码。大领导发话要对我严肃处理，到了报社这一级，就变成了立即开除，而且河州的其他媒体也没人敢录用我。不得已，我先是流浪到广东，两年前又来到北京。”
对于自己，袁凯一句话便轻轻带过。其实，作为一个80后，袁凯的经历远比同龄人丰富。
袁凯的父母是工人，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就知道老老实实干活。从为袁凯取的名字，就知道这二老憨厚到何种地步。袁凯刚出生时，父母到处向人请教，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有人存心戏弄他们，就说干脆让小孩叫袁世凯。这两人哪里知道袁世凯是何许人也，只觉得名字听上去还挺顺口，便欣然接受了。直到上初中时，袁凯实在不堪忍受同学的嘲笑，才去派出所改名，把中间那个“世”字拿掉。
袁凯从小便是厂区里出了名的淘气鬼。可就在他高考落榜的那一个月，父母竟双双下岗，全家生活陷入窘境。突如其来的变故刺激了这个聪明伶俐的少年。袁凯跪在父母跟前，希望父母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他复读一年。
一年后，袁凯果然不负众望，以高分考入洪西大学新闻系。其实以他的分数，上复旦大学都不是问题。只不过父母再三叮嘱，家里经济条件只能供他复读一年，填报志愿时千万不能冒险，最后才选择了有充足把握的洪西大学。
靠着父母走街串巷售卖下岗牌茶叶蛋，袁凯勉强完成学业。四年大学生活，也彻底改变了袁凯，他变成了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毕业时，有许多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到了政府机关，而袁凯却执意进入《河州日报》当起了记者。他的理想就是成为法拉奇、邵飘萍那样的传奇记者。
三年《河州日报》的生活，袁凯却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面对那些“高度重视，强调指出”等八股味十足的官样文章，他感到十分厌倦。他主动申请离开《河州日报》，转而进入市场化媒体《河州晚报》。在那里，袁凯倒是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特别是暗访假酒窝点、乡干部截访致使一名孕妇流产等稿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他不仅成为河州的名记，甚至有不少市民称他为“袁青天”。
成功让袁凯个性中的桀骜不驯彻底释放。在采访杜林祥公司强拆闹出人命的新闻时，满腔热血的他，因为报纸不愿刊登他采写的稿件，而和总编辑拍桌子大骂。事后，他又把稿件放到网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回，袁凯可是惹恼了大人物。不仅砸了饭碗，在河州也失去了立足之地。袁凯并没有灰心，心中的新闻理想甚至燃烧得更加炽烈。他毅然南下广东，加入一家在业界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媒体。
在广东的岁月，他笔下锋芒更盛。其采写的多篇稿件，不仅在全国范围引起震动，甚至让两名县委书记丢了乌纱帽。不过，当他把舆论监督的矛头指向上海一家大型企业时，却遭遇到空前压力。对方投入重金公关，封杀了他的全部报道内容。而且还以虚假新闻的名义，将袁凯告上法院。报社迫于压力，让他停职休假。恰在这时，袁凯的母亲遭遇车祸，送到医院抢救不及过世。匆匆坐火车赶回河州奔丧的袁凯，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
事业遭遇挫折，亲人撒手人寰，或许正是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袁凯的内心发生重大转变。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仔细想想，究竟得到了什么？无论是在河州还是广州，他当记者的收入，只够勉强糊口，根本谈不上去孝敬双亲。母亲直到过世前都还推着一辆三轮车，沿街叫卖下岗牌茶叶蛋。如果自己的经济实力足够宽裕，哪里还会让母亲受这份罪？母亲如果不是整天走街串巷，岂会遭遇车祸？
更令这个年轻人绝望的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曾经，他希望用手中的笔，来呼唤公平正义，推动国家的进步。可现实中，一个记者的力量是多么渺小。袁凯甚至开始嘲笑自己少不更事，不晓得天高地厚。
就算放弃这些远大理想，总可以用新闻来帮助一个个普通而无助的百姓吧？想到这里，袁凯更是痛心地摇着头。采访河州强拆案时，王家兄弟一开始对他千恩万谢，称他是“青天大老爷”，可一旦收下杜林祥的钱，马上翻脸不认人。王家老三后来还给袁凯打过电话，质问他为何把事情捅到网上，并说，如果因此妨碍了杜林祥给他们钱，就要让袁凯好看。
和上海那家企业对簿公堂时，也是当初的受害者收下企业巨额赔偿，反过来出庭指控袁凯写假新闻。只不过，那个上海人比河州的王家兄弟稍微客气一些，还专门打电话给袁凯道歉，说“自己昧了良心，不是人”，“袁记者，对方开价是一百万啊！有了这笔钱，我一辈子吃穿不愁了。像我这种工薪阶层，不可能不动心”。
袁凯经常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小说中，华老栓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既勤劳朴实又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为了救儿子，他竟然拿馒头去蘸革命烈士的鲜血。鲁迅先生对人民大众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种态度，袁凯如今也有，但还要加一句“恨其不义”。
另外，那些整日把新闻理想、职业操守挂在嘴边的报社领导又如何呢？不论河州还是广州，一旦出了问题，袁凯总像替罪羊一样，被人毫不犹豫地扔出去。那些拿着高额年薪，甚至还有不菲红包收入的报社领导，却要月薪五六千、在采访一线风餐露宿的记者秉持职业操守，这不是扯淡吗！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劝袁凯：“三流记者写报道，二流记者收红包，一流记者拉广告。”还有人说：“你那些负面报道，不过是为你带来两三千的稿费，为你们部门主任带来万把块钱的红包，为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甚至删帖公司带来几十万的利润。仅此而已！”对这些话，袁凯一开始只是一笑置之。现在，他不得不仔细掂量。
任何一个行业的操守都需要人身安全与基本物质生活做保障！为什么宋朝士大夫最有风骨，人杰辈出？身为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煌煌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起码保证了士大夫群体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不用担心因为说错话而掉脑袋。此外，宋朝一直给予士大夫优厚的物质待遇。哪怕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到了岭南蛮荒之地，还能“日啖荔枝三百颗”，而不用像后世文人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酒常赊”。
说到曹雪芹，袁凯自然想到了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朝。在那个曹雪芹尚且穷困潦倒，龚自珍只能徒唤“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已被精神阉割。没准哪天就家财散尽，脑袋搬家，此时谁还要去奢谈人格、尊严，只能是神经病。就说那个被电视剧吹得神乎其神的纪晓岚，其奴颜媚骨，实在比和珅好不了多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纪晓岚在上书房，因为他眼睛不太好，没发现皇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头子在哪儿呢？”结果乾隆皇帝从屏风后面转出来问纪晓岚“老头子”是什么意思？纪晓岚马上跪下来说：万寿无疆就叫作老，至高无上就叫作头，父天母地就叫作子。文人的马屁都拍到这水平了，夫复何言！
袁凯忽然觉得，让他这样的小记者去奢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实在极其荒谬。
在广州租住的小屋中，袁凯经常吃着泡面，抽着五块钱的白沙，不断在网络中找寻成就感。他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自己的名字，而后敲击回车键。很快，他的名字，还有那些名满天下的文章，就会在屏幕中出现。看到自己的稿件又被几十家网站转载，他会忘记贫困的现实，开心地笑起来。
在母亲的灵前，袁凯认为自己必须停止这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了。在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前，他必须先改变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
袁凯随即离开广州北上京城，什么新闻理想、职业操守通通被扔在地下。他与几个朋友联手，将一家原本做老年保健品的行业小报，改头换面成一家财经媒体。当然，他们的财经新闻主要是揭露各地企业的黑幕，然后再以此相要挟。袁凯不仅是这家报纸的首席记者，还自己成立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如今的袁凯，已从“三流记者”蜕变为“超一流记者”。过去，袁凯是名副其实的名记，其采访作风在圈内以剽悍著称。再难以采访的题材，交到他手上，很快就能获得突破。如今的他，敲诈作风同样以剽悍见长。什么龙潭虎穴都敢闯，单刀赴会的故事在他身上更是无数次上演。袁凯常说：“我们的对手全是身家不菲的商人或者手握重权的官员，跟他们叫阵，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们大不了不当记者，那些人如果丢掉书记、董事长的头衔，损失却是难以估量。”
看来，“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后面还要加一句，“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进京才两年，袁凯就开上了别克君越轿车，还给在河州老家的父亲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小区房。往日五块钱的白沙不再抽了，整日叼在嘴里的已是软中华。今年年初，袁凯刚干过一票大买卖。他得知山西某地发生矿难，就第一时间刊发独家消息。而后亲赴当地与煤老板谈判，从撤稿到删除网上负面信息，直至摆平所有来采访的媒体，袁凯给出的打包价是一百万。心急火燎的煤老板眉头都不皱一下，当即让人打款。
看着坐在对面的杜林祥，袁凯心中更是百感交集。当初自己一腔热血要为民请命，结果连人家面都没见着，就被逼得背井离乡。如今赤裸裸的敲诈，却让不可一世的杜总乖乖坐到跟前。
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杜林祥耐着性子说：“报道的有关细节，我稍后再向你谈。我倒是很看重贵报的影响力，想在你们这儿投放点广告。”来之前，杜林祥已经谋划好了应对之道。
袁凯用手指弹了弹烟灰，说：“我们这里半个版五十万。杜总如果愿意投广告，我肯定欢迎。至于新闻报道嘛，我也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做改动。毕竟，针对广告客户与普通采访对象，待遇自然不同。”
袁凯的直率让杜林祥惊讶。不过想想这样也好，坐在这里云遮雾绕扯半天，到最后还不是个钱字。开诚布公讲出来，大家都轻松。仅仅半个小时，杜林祥就与袁凯谈妥。报纸不仅将封杀所有纬通集团的负面新闻，还会推出一篇杜林祥的专访来挽回影响。
杜林祥也很好奇，袁凯的稿件中披露了很多纬通乃至河州地产界的内幕，他是怎么知道的？而且，报道刊发的时间正是企业最危急的时刻，这样的火候把握，真是一种巧合？
袁凯却笑着说：“杜总，反正关于纬通的舆论危机已经过去。你就没必要管那么多细节。我现在不敢讲什么新闻操守了，但起码在圈子里混，还得讲江湖道义。”
杜林祥本来心乱如麻，此刻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便起身告辞。袁凯的文章只能算个小插曲，贺小军的资金何时到位，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有见过此人，但杜林祥与袁凯的确算是打过交道。当时在河州西郊棚户区搞拆迁，林正亮带人和拆迁户发生械斗。林正亮被人刺伤，对方则有一人丢了性命。杜林祥连夜去谈判，终于搞定了死者家属，可第二天还是有人把这事捅到网上。为此，吕有顺大发雷霆，还叫网监部门追查是谁发的帖。杜林祥和周玉杰也急匆匆赶赴北京，四处联系删帖公司清除网上信息。
杜林祥记得，当查出是《河州晚报》的记者把事情捅到网上之后，吕有顺还声色俱厉地表示要“严肃处理”。
尽管从未谋面，但袁凯留给杜林祥的印象可谓深刻。杜林祥好奇地问：“你怎么到北京来了？”
袁凯吸了一口烟：“中国的事情，喜欢层层加码。大领导发话要对我严肃处理，到了报社这一级，就变成了立即开除，而且河州的其他媒体也没人敢录用我。不得已，我先是流浪到广东，两年前又来到北京。”
对于自己，袁凯一句话便轻轻带过。其实，作为一个80后，袁凯的经历远比同龄人丰富。
袁凯的父母是工人，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就知道老老实实干活。从为袁凯取的名字，就知道这二老憨厚到何种地步。袁凯刚出生时，父母到处向人请教，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有人存心戏弄他们，就说干脆让小孩叫袁世凯。这两人哪里知道袁世凯是何许人也，只觉得名字听上去还挺顺口，便欣然接受了。直到上初中时，袁凯实在不堪忍受同学的嘲笑，才去派出所改名，把中间那个“世”字拿掉。
袁凯从小便是厂区里出了名的淘气鬼。可就在他高考落榜的那一个月，父母竟双双下岗，全家生活陷入窘境。突如其来的变故刺激了这个聪明伶俐的少年。袁凯跪在父母跟前，希望父母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他复读一年。
一年后，袁凯果然不负众望，以高分考入洪西大学新闻系。其实以他的分数，上复旦大学都不是问题。只不过父母再三叮嘱，家里经济条件只能供他复读一年，填报志愿时千万不能冒险，最后才选择了有充足把握的洪西大学。
靠着父母走街串巷售卖下岗牌茶叶蛋，袁凯勉强完成学业。四年大学生活，也彻底改变了袁凯，他变成了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毕业时，有许多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到了政府机关，而袁凯却执意进入《河州日报》当起了记者。他的理想就是成为法拉奇、邵飘萍那样的传奇记者。
三年《河州日报》的生活，袁凯却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面对那些“高度重视，强调指出”等八股味十足的官样文章，他感到十分厌倦。他主动申请离开《河州日报》，转而进入市场化媒体《河州晚报》。在那里，袁凯倒是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特别是暗访假酒窝点、乡干部截访致使一名孕妇流产等稿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他不仅成为河州的名记，甚至有不少市民称他为“袁青天”。
成功让袁凯个性中的桀骜不驯彻底释放。在采访杜林祥公司强拆闹出人命的新闻时，满腔热血的他，因为报纸不愿刊登他采写的稿件，而和总编辑拍桌子大骂。事后，他又把稿件放到网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回，袁凯可是惹恼了大人物。不仅砸了饭碗，在河州也失去了立足之地。袁凯并没有灰心，心中的新闻理想甚至燃烧得更加炽烈。他毅然南下广东，加入一家在业界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媒体。
在广东的岁月，他笔下锋芒更盛。其采写的多篇稿件，不仅在全国范围引起震动，甚至让两名县委书记丢了乌纱帽。不过，当他把舆论监督的矛头指向上海一家大型企业时，却遭遇到空前压力。对方投入重金公关，封杀了他的全部报道内容。而且还以虚假新闻的名义，将袁凯告上法院。报社迫于压力，让他停职休假。恰在这时，袁凯的母亲遭遇车祸，送到医院抢救不及过世。匆匆坐火车赶回河州奔丧的袁凯，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
事业遭遇挫折，亲人撒手人寰，或许正是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袁凯的内心发生重大转变。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仔细想想，究竟得到了什么？无论是在河州还是广州，他当记者的收入，只够勉强糊口，根本谈不上去孝敬双亲。母亲直到过世前都还推着一辆三轮车，沿街叫卖下岗牌茶叶蛋。如果自己的经济实力足够宽裕，哪里还会让母亲受这份罪？母亲如果不是整天走街串巷，岂会遭遇车祸？
更令这个年轻人绝望的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曾经，他希望用手中的笔，来呼唤公平正义，推动国家的进步。可现实中，一个记者的力量是多么渺小。袁凯甚至开始嘲笑自己少不更事，不晓得天高地厚。
就算放弃这些远大理想，总可以用新闻来帮助一个个普通而无助的百姓吧？想到这里，袁凯更是痛心地摇着头。采访河州强拆案时，王家兄弟一开始对他千恩万谢，称他是“青天大老爷”，可一旦收下杜林祥的钱，马上翻脸不认人。王家老三后来还给袁凯打过电话，质问他为何把事情捅到网上，并说，如果因此妨碍了杜林祥给他们钱，就要让袁凯好看。
和上海那家企业对簿公堂时，也是当初的受害者收下企业巨额赔偿，反过来出庭指控袁凯写假新闻。只不过，那个上海人比河州的王家兄弟稍微客气一些，还专门打电话给袁凯道歉，说“自己昧了良心，不是人”，“袁记者，对方开价是一百万啊！有了这笔钱，我一辈子吃穿不愁了。像我这种工薪阶层，不可能不动心”。
袁凯经常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小说中，华老栓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既勤劳朴实又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为了救儿子，他竟然拿馒头去蘸革命烈士的鲜血。鲁迅先生对人民大众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种态度，袁凯如今也有，但还要加一句“恨其不义”。
另外，那些整日把新闻理想、职业操守挂在嘴边的报社领导又如何呢？不论河州还是广州，一旦出了问题，袁凯总像替罪羊一样，被人毫不犹豫地扔出去。那些拿着高额年薪，甚至还有不菲红包收入的报社领导，却要月薪五六千、在采访一线风餐露宿的记者秉持职业操守，这不是扯淡吗！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劝袁凯：“三流记者写报道，二流记者收红包，一流记者拉广告。”还有人说：“你那些负面报道，不过是为你带来两三千的稿费，为你们部门主任带来万把块钱的红包，为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甚至删帖公司带来几十万的利润。仅此而已！”对这些话，袁凯一开始只是一笑置之。现在，他不得不仔细掂量。
任何一个行业的操守都需要人身安全与基本物质生活做保障！为什么宋朝士大夫最有风骨，人杰辈出？身为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煌煌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起码保证了士大夫群体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不用担心因为说错话而掉脑袋。此外，宋朝一直给予士大夫优厚的物质待遇。哪怕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到了岭南蛮荒之地，还能“日啖荔枝三百颗”，而不用像后世文人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酒常赊”。
说到曹雪芹，袁凯自然想到了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朝。在那个曹雪芹尚且穷困潦倒，龚自珍只能徒唤“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已被精神阉割。没准哪天就家财散尽，脑袋搬家，此时谁还要去奢谈人格、尊严，只能是神经病。就说那个被电视剧吹得神乎其神的纪晓岚，其奴颜媚骨，实在比和珅好不了多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纪晓岚在上书房，因为他眼睛不太好，没发现皇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头子在哪儿呢？”结果乾隆皇帝从屏风后面转出来问纪晓岚“老头子”是什么意思？纪晓岚马上跪下来说：万寿无疆就叫作老，至高无上就叫作头，父天母地就叫作子。文人的马屁都拍到这水平了，夫复何言！
袁凯忽然觉得，让他这样的小记者去奢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实在极其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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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的灵前，袁凯认为自己必须停止这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了。在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前，他必须先改变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
袁凯随即离开广州北上京城，什么新闻理想、职业操守通通被扔在地下。他与几个朋友联手，将一家原本做老年保健品的行业小报，改头换面成一家财经媒体。当然，他们的财经新闻主要是揭露各地企业的黑幕，然后再以此相要挟。袁凯不仅是这家报纸的首席记者，还自己成立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如今的袁凯，已从“三流记者”蜕变为“超一流记者”。过去，袁凯是名副其实的名记，其采访作风在圈内以剽悍著称。再难以采访的题材，交到他手上，很快就能获得突破。如今的他，敲诈作风同样以剽悍见长。什么龙潭虎穴都敢闯，单刀赴会的故事在他身上更是无数次上演。袁凯常说：“我们的对手全是身家不菲的商人或者手握重权的官员，跟他们叫阵，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们大不了不当记者，那些人如果丢掉书记、董事长的头衔，损失却是难以估量。”
看来，“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后面还要加一句，“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进京才两年，袁凯就开上了别克君越轿车，还给在河州老家的父亲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小区房。往日五块钱的白沙不再抽了，整日叼在嘴里的已是软中华。今年年初，袁凯刚干过一票大买卖。他得知山西某地发生矿难，就第一时间刊发独家消息。而后亲赴当地与煤老板谈判，从撤稿到删除网上负面信息，直至摆平所有来采访的媒体，袁凯给出的打包价是一百万。心急火燎的煤老板眉头都不皱一下，当即让人打款。
看着坐在对面的杜林祥，袁凯心中更是百感交集。当初自己一腔热血要为民请命，结果连人家面都没见着，就被逼得背井离乡。如今赤裸裸的敲诈，却让不可一世的杜总乖乖坐到跟前。
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杜林祥耐着性子说：“报道的有关细节，我稍后再向你谈。我倒是很看重贵报的影响力，想在你们这儿投放点广告。”来之前，杜林祥已经谋划好了应对之道。
袁凯用手指弹了弹烟灰，说：“我们这里半个版五十万。杜总如果愿意投广告，我肯定欢迎。至于新闻报道嘛，我也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做改动。毕竟，针对广告客户与普通采访对象，待遇自然不同。”
袁凯的直率让杜林祥惊讶。不过想想这样也好，坐在这里云遮雾绕扯半天，到最后还不是个钱字。开诚布公讲出来，大家都轻松。仅仅半个小时，杜林祥就与袁凯谈妥。报纸不仅将封杀所有纬通集团的负面新闻，还会推出一篇杜林祥的专访来挽回影响。
杜林祥也很好奇，袁凯的稿件中披露了很多纬通乃至河州地产界的内幕，他是怎么知道的？而且，报道刊发的时间正是企业最危急的时刻，这样的火候把握，真是一种巧合？
袁凯却笑着说：“杜总，反正关于纬通的舆论危机已经过去。你就没必要管那么多细节。我现在不敢讲什么新闻操守了，但起码在圈子里混，还得讲江湖道义。”
杜林祥本来心乱如麻，此刻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便起身告辞。袁凯的文章只能算个小插曲，贺小军的资金何时到位，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