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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道。
此时白莎在我身边跪下，看到白莎，小姑娘又笑了：“姐姐你刚才说得是什么话呀？真好听。”
白莎的一只手握着我的手，紧紧地，越来越用力，是要化解心中的痛，也是让自己努力地不要露出悲伤。
“是英文，”白莎道，“但没有你唱的好听。”
小女孩说话多了，嘴角又不停地渗出血来。白莎忙掏出手帕，轻轻地帮她蘸去，免得弄脏了她的妆。
“姐姐，我冷。”小女孩喃喃道。我看着她的脸，因是施了粉彩，仍然红润，但眼中的神采却是留不住地在慢慢散去。
白莎忙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盖在她身上。此时她已克制不住自己，泪珠滴滴地落在大衣上。
“别说话了，小妹妹，歇一会儿吧。”白莎道。
小姑娘又摇摇头，眼中有些焦急，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便忍着痛，说道：“待会再歇着。我还没唱完呢。叔叔和姐姐你们听我唱，好吗？”
我和白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头。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又唱起了游园一折。虽没有了方才的字正腔圆，也没有丝竹伴唱，声音薄若蝉翼，却依然环绕满堂。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唱到此处，她已气若游丝，几近无声了。
“姐姐，”她用着最后的气力，唤着白莎，双眸已全然没了光彩，只凝望着远方。
“我在这，”白莎声音哽咽，在她耳边轻道，“小妹妹，你有什么心愿就告诉姐姐吧。”
“我想回家，找爹和娘。”她说完这小小的心愿，再说不出话，嘴张着，挣扎着地吸气，却是吸不进，脸上满是濒死前痛苦的痉挛。再然网后，她忽地变得平静，容颜也变回了适才的稚美，双眼还是望着远方，双唇微微张着，仿佛还在唱，可却是永远地沉静了。
白莎抱着我痛哭失声，无法自已。她哽咽着，似是问我，又似是问着自己：“主啊，你为什么不救救她！”
回到家中时，夜色已然笼罩这山城。我和白莎都没说什么，德诚见着我们，问明缘由，也惊慌地不知所措。
我和白莎相对而坐，不想说也不敢说话。就这样默坐良久，最后她缓缓起身，把那沾了小姑娘血的手帕小心地叠了起来，放入口袋。
“舅舅，我走了”她喃喃道，也没有回头便默默地走了。
第二日，我告诉德诚，等几天再回自流井。他很是诧异，着急道：“先生，我到外面打听，大家都说这次日本就是试探，没扔几个炸弹就走了。此后可就不好说了，还是回乡下安全。”
我并没作答，其实自己也说不好为何要等。我明知白莎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但也许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
一个礼拜过去，她没有再来，我想她应该已经在去武汉的路上，当然去了延安也未可知。这一个礼拜，我几次想起白莎跪在小姑娘的遗体边，责问上帝的那句话。或许那一刻，她已经选了自己的路。
那些天我也想着自己该如何选择去留。从美国回来的这十几年，虽然在做着事，但却是缺了魂一般，身子在动，心却一直想静着。可这烽火连天的岁月，心再静，总是要做些事。既然想明白了此地远未到终点，那便还需向前求索，既为生者，也为死者。
转天我去找了俞先生，请他举荐我去资源委员会做事。那日我们聊得畅快，又仿佛回到了当年同窗的时光。此后几个月，我便往返于重庆和自贡之间，开始筹划盐业化工的大事。
五月中，翁文灏先生飞抵重庆，虽是公事繁多，仍安排我去谈盐卤工业的建设。此前打井、推水、煮盐、炼碱，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事，陡然间变成公事，确有诸多不适之处。不过想到这是为国家和抗日的大事，也就都释然了。
到了三八年十月，武汉和广州都沦陷了。无论是国府还是延安都在讲抗日将是持久之战。此间陪都又经历了数次轰炸，虽然日机越来越多，死伤也越来越重，但无论是川人还是下江人，无论是高官还是百姓也都泰然处之了。
我再次得到白莎的消息却是到了三九年底。接到了她的来信，确是一惊。本想她或是去了武汉，甚至是去了延安，却没有想到她又回到了上海。
她在信中没有提及此前一年多的行踪，倒是说起了两位故人的近况。一是白牧师终于回到了上海。这本是好事，可他在船上大病一场，只能暂时在上海养病。白莎在信中并未提到他们见面的详情，只是说见到我后再行告知。
这第二件事，倒是让人听着欣喜。
“那个男孩，”她用英文写道，“他真的追到中国来了。原本他说去年毕业后便要来的，但他父母还是希望他能将工作一事料理停当，便耽搁了一阵。此事我左右为难，年底前还有事会来重庆，顺便也想请舅舅帮我参谋。”
中国人说“娘亲舅大”，白莎是个孤儿，能把我这个舅舅当真，如此大事千里迢迢来找我商量自是真情可鉴。如此想来，一丝暖意萦绕心头，而年关将近，便让德诚拍去电报，让白莎回自贡过年。
祭灶那天，白莎回到了自流井。她还是穿着那一身棉袍，围巾和布鞋，活脱脱的乡村女教师，哪里像是美国归来的洋记者，更不像是能在蒋夫人身边出入的名媛，但这正是我所欣慰的。我心中的白莎仍然能够坚守，像坚守信仰一般坚守心中的好恶。
“舅舅，两年没来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白莎见到我后便问道，眸子中透出丝丝歉疚。
我自嘲地笑答道：“哪能怪你。孩子大了，即便是父母也未必能常见面，更何况我这个假舅舅。”
听着我这说笑，她却认真起来，看着我，嘴微微一抿，说道：“舅舅，你怎么就把自己说成是假的呢？咱们不是都说娘亲舅大吗。我可从来都是把你当成真长辈的，从小时候在白牧师家里就是这样。”
提到白牧师，我倒是心中一酸，便问道：“白牧师还好吗？要是能够，还真想接他回自流井看看。”
白莎摇摇头，眼中满是伤怀：“我也说不好，只是觉着他别的不想，一门心思要做殉教的烈士。”
听到此话，我心头一怔，不知她是何意。
“白牧师这次来中国，本想着有好多事要做，可在船上却是犯了一场病。您是知道的，他原本身体一直硬朗，这一病却是不轻，到了上海，将养了两个月才见好。”
“大家本是要帮他安排在上海长住下来。可谁知他却不要，说是这里终归还是以租界为主，还是庇护于欧美的炮舰与金元之下。我们还没弄清楚他到底怎么想，他却是飘然离去，只留下信，说他要去南京、去北平。他要入虎口，要去被日本人蹂躏的地方，就像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一般入狮穴而献身。”
听了白莎这番话，我心中不免伤感颇多，也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儿时的蒙师。白莎不愿我过为神伤，便岔开话题，问道：“舅舅，你这两年可好？”
我知她的心思，便道：“你看舅舅怎样呢？”
她嘴角微翘，含着笑望着我，眸子中又露出小女孩的狡黠：“嗯，白发多了几根，但英气却更足了，好像年轻几岁啦！”
听她如此说，我笑出了声：“想不到你也学会了恭维人？”
白莎看着我，笑道：“不是恭维，是实话。舅舅虽然看上去比几年前略略显老，但神情真的是显得更年轻了。”
我点点头，答道：“你上次走后，我就去找了俞先生，让他帮我安排，出来为抗战做些事情。虽然忙碌，但想着这盐送往后方各省，天然气能帮陪都避寒，炼出的矿由俞先生造出更好的弹药，给前方的将士，心中确实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那次在重庆的轰炸，”白莎喃喃道，但她欲言又止，若有所思，“你知道我有时还会想起那个小姑娘。战争让我们都变了。”
“你呢，白莎？两年没有你的音信了，还真的很惦记。有时心里也在猜你去了哪里。”
“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也看了很多的事，觉得自己以前就是个小孩子，一个学着大人演戏的小孩子。直到事情见得多了才慢慢地长大。”
我听他此话，似是并不愿提起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也就不便多问了。
“那个男孩呢？”想到了她信中那句英文，我便也用英文问道。
听我这话，一阵绯红映上她的双颊，她也用英文答道，“有点麻烦。”
看她提到此事颇显难色，我便笑道：“今天不算太冷，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白莎兴奋地点点头，拉着我起来便出了门。
我们寻着竹林小道缓步而行。她如往日般挽着我的臂，良久没有说话。
“是不是恋爱了？”我最终忍不住问道。
她摇摇头，低声道：“说不清。我倒是觉得更像是失恋了。”
“舅舅，你记得我上次提到的男孩？”
我点点头：“你说是白家的邻居，西蒙斯教授家的孩子。西蒙斯教授家应该是顺着河边拐进去的那条小路上，是不是？那孩子长相是不记着了，就是好像耳朵好大。”
白莎笑出了声：“舅舅记性还真好。就是他。小时候我们都逗他说他耳朵大。”
“大了以后也还是一样。其实我和白伊还是很感激他的”。
“感激？”我问道。
“说感激是因为好长一段时间，他实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我们虽是在白牧师家长大，但毕竟在别人眼中还是中国人。附近的邻居都是家教极严的，孩子们也都是面上很有教养，但心里总也不太愿意接受我们。只有内森天天跟着我们转。小时候倒也罢了，但大了以后，若不是有他，我们也许会孤单很多。”
“这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青梅竹马了，”我笑道，“他如也有一个孪生的兄弟，就可连白伊一起追上了。”
“可不是吗？其实内森是个很内向的人，倒是和白伊的性格更配。在我们去卫思理上学前，他不好意思，也没说什么。当时我想，跑回中国后和他相距万里，也就没了什么牵挂，那他就可以一心一意地追白伊。可是谁知他辗转知道了我的所在，就写信来把他的心意挑明了。”
“说来也怪，他讲原先他心里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在我和白伊之间到底喜欢的是谁。可我走了，他心中牵挂，才觉出喜欢的是我这样的性格。”
说到这儿，白莎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道：“我其实觉得他这无外乎是距离产生美，但他却不承认。几次三番地在信中说与白伊只能是朋友，而真正爱的是我。他本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能把情感如此倾诉实是不易。”
白莎沉默片刻，幽幽地接着说道：“他向我表白，我应该感谢他。可说实话，我也有点恨他。”
“恨他？有这么严重？”
“至少他第一次向我表白时，我确是这样想的。不是不接受或是不喜欢他的这份感情，而是气恼他把自己的为难转嫁给了我，让我愧对白伊。再说，我现在这样，也真的不便接受他。”
听到这儿，我觉得白莎话中有话，特别是“我现在这样”中含着诸多难言之隐。此时我们已到官印山下，我便停了下来，说道：“白莎，你和我不同。你比我敢想敢干，如果对他有情，为什么不努力一下呢？我不知你的情况，但不至有什么无法逾越的屏障？”
“舅舅，你误会我了。我问过自己，确实是把他当成朋友的，并没有那份牵肠挂肚的爱。”
听她如是说，我随口答道：“你又未牵肠挂肚地爱过，怎知那是什么滋味？”
我这么说着，却见白莎的双颊越发红了，眼睛也不再与我对视。我陡然明白了许多，却是百感交集：“你爱过啦？”
她默默地点点头，喃喃道：“应该说是爱着。”
“能告诉我吗？”
她摇头叹道：“舅舅，你可能也会猜到一些，不过我还是不说为好。”
她的话既让我明白了一些心中的揣测，却又多了更多的疑惑。如果她所说的近况是关于那边的事情，那可能确实不便多讲。我只得问道：“既然爱着另一个人，你便告诉内森实情，也可对另外一人表白，如此不是甚好？”
“他，我是说我爱着的人，其实是知道我的心思的。可是他不能的。”
“不能还是不愿呢？”我问道，想着自己二十年前的往事。
“先开始他说我们必须是同路人，那才能谈得上爱。我试着跟上他，从一条路跑到另一条上。可是我跑近了，却看见已经有另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了。现在这两条路都不好走。”
“所以你说像是失恋了？”
“我也说不好，总觉得是在两个世界之间。也许这就是命吧。”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舅舅也不知该如何劝你好。心里不畅快时便多想想周边的亲人，白伊，伊莎白小姐、白牧师。亲人的爱总是无条件的。”
白莎把头靠在我肩上，叹道：“谢谢舅舅。我知道你其实有时心里比我还要苦，本不该拿这些纠葛来烦你的。现在是全民保土抗战，也不该因为这些儿女私情而废了正事。何况就要过年了，更不该说这些不快乐的事了。”
我微笑道：“好几年没有和你一起过年了。今年既然你回来了，就该好好过过。只是家里人太少了，加上楚娇和她娘，也就是咱们四个。”
白莎的双眸兴奋地睁大：“舅舅，我还以为你就是喜欢清静呢？我倒是有个主意，只要是你不介意。小竺的母亲年前在重庆去世，她要回来料理一下。过年的时候冷清清的，难免伤心，我想请她一起来吃年夜饭可好？还有庆哥，说不准也会一起来。”
我道。
此时白莎在我身边跪下，看到白莎，小姑娘又笑了：“姐姐你刚才说得是什么话呀？真好听。”
白莎的一只手握着我的手，紧紧地，越来越用力，是要化解心中的痛，也是让自己努力地不要露出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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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说话多了，嘴角又不停地渗出血来。白莎忙掏出手帕，轻轻地帮她蘸去，免得弄脏了她的妆。
“姐姐，我冷。”小女孩喃喃道。我看着她的脸，因是施了粉彩，仍然红润，但眼中的神采却是留不住地在慢慢散去。
白莎忙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盖在她身上。此时她已克制不住自己，泪珠滴滴地落在大衣上。
“别说话了，小妹妹，歇一会儿吧。”白莎道。
小姑娘又摇摇头，眼中有些焦急，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便忍着痛，说道：“待会再歇着。我还没唱完呢。叔叔和姐姐你们听我唱，好吗？”
我和白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头。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又唱起了游园一折。虽没有了方才的字正腔圆，也没有丝竹伴唱，声音薄若蝉翼，却依然环绕满堂。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唱到此处，她已气若游丝，几近无声了。
“姐姐，”她用着最后的气力，唤着白莎，双眸已全然没了光彩，只凝望着远方。
“我在这，”白莎声音哽咽，在她耳边轻道，“小妹妹，你有什么心愿就告诉姐姐吧。”
“我想回家，找爹和娘。”她说完这小小的心愿，再说不出话，嘴张着，挣扎着地吸气，却是吸不进，脸上满是濒死前痛苦的痉挛。再然网后，她忽地变得平静，容颜也变回了适才的稚美，双眼还是望着远方，双唇微微张着，仿佛还在唱，可却是永远地沉静了。
白莎抱着我痛哭失声，无法自已。她哽咽着，似是问我，又似是问着自己：“主啊，你为什么不救救她！”
回到家中时，夜色已然笼罩这山城。我和白莎都没说什么，德诚见着我们，问明缘由，也惊慌地不知所措。
我和白莎相对而坐，不想说也不敢说话。就这样默坐良久，最后她缓缓起身，把那沾了小姑娘血的手帕小心地叠了起来，放入口袋。
“舅舅，我走了”她喃喃道，也没有回头便默默地走了。
第二日，我告诉德诚，等几天再回自流井。他很是诧异，着急道：“先生，我到外面打听，大家都说这次日本就是试探，没扔几个炸弹就走了。此后可就不好说了，还是回乡下安全。”
我并没作答，其实自己也说不好为何要等。我明知白莎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但也许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
一个礼拜过去，她没有再来，我想她应该已经在去武汉的路上，当然去了延安也未可知。这一个礼拜，我几次想起白莎跪在小姑娘的遗体边，责问上帝的那句话。或许那一刻，她已经选了自己的路。
那些天我也想着自己该如何选择去留。从美国回来的这十几年，虽然在做着事，但却是缺了魂一般，身子在动，心却一直想静着。可这烽火连天的岁月，心再静，总是要做些事。既然想明白了此地远未到终点，那便还需向前求索，既为生者，也为死者。
转天我去找了俞先生，请他举荐我去资源委员会做事。那日我们聊得畅快，又仿佛回到了当年同窗的时光。此后几个月，我便往返于重庆和自贡之间，开始筹划盐业化工的大事。
五月中，翁文灏先生飞抵重庆，虽是公事繁多，仍安排我去谈盐卤工业的建设。此前打井、推水、煮盐、炼碱，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事，陡然间变成公事，确有诸多不适之处。不过想到这是为国家和抗日的大事，也就都释然了。
到了三八年十月，武汉和广州都沦陷了。无论是国府还是延安都在讲抗日将是持久之战。此间陪都又经历了数次轰炸，虽然日机越来越多，死伤也越来越重，但无论是川人还是下江人，无论是高官还是百姓也都泰然处之了。
我再次得到白莎的消息却是到了三九年底。接到了她的来信，确是一惊。本想她或是去了武汉，甚至是去了延安，却没有想到她又回到了上海。
她在信中没有提及此前一年多的行踪，倒是说起了两位故人的近况。一是白牧师终于回到了上海。这本是好事，可他在船上大病一场，只能暂时在上海养病。白莎在信中并未提到他们见面的详情，只是说见到我后再行告知。
这第二件事，倒是让人听着欣喜。
“那个男孩，”她用英文写道，“他真的追到中国来了。原本他说去年毕业后便要来的，但他父母还是希望他能将工作一事料理停当，便耽搁了一阵。此事我左右为难，年底前还有事会来重庆，顺便也想请舅舅帮我参谋。”
中国人说“娘亲舅大”，白莎是个孤儿，能把我这个舅舅当真，如此大事千里迢迢来找我商量自是真情可鉴。如此想来，一丝暖意萦绕心头，而年关将近，便让德诚拍去电报，让白莎回自贡过年。
祭灶那天，白莎回到了自流井。她还是穿着那一身棉袍，围巾和布鞋，活脱脱的乡村女教师，哪里像是美国归来的洋记者，更不像是能在蒋夫人身边出入的名媛，但这正是我所欣慰的。我心中的白莎仍然能够坚守，像坚守信仰一般坚守心中的好恶。
“舅舅，两年没来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白莎见到我后便问道，眸子中透出丝丝歉疚。
我自嘲地笑答道：“哪能怪你。孩子大了，即便是父母也未必能常见面，更何况我这个假舅舅。”
听着我这说笑，她却认真起来，看着我，嘴微微一抿，说道：“舅舅，你怎么就把自己说成是假的呢？咱们不是都说娘亲舅大吗。我可从来都是把你当成真长辈的，从小时候在白牧师家里就是这样。”
提到白牧师，我倒是心中一酸，便问道：“白牧师还好吗？要是能够，还真想接他回自流井看看。”
白莎摇摇头，眼中满是伤怀：“我也说不好，只是觉着他别的不想，一门心思要做殉教的烈士。”
听到此话，我心头一怔，不知她是何意。
“白牧师这次来中国，本想着有好多事要做，可在船上却是犯了一场病。您是知道的，他原本身体一直硬朗，这一病却是不轻，到了上海，将养了两个月才见好。”
“大家本是要帮他安排在上海长住下来。可谁知他却不要，说是这里终归还是以租界为主，还是庇护于欧美的炮舰与金元之下。我们还没弄清楚他到底怎么想，他却是飘然离去，只留下信，说他要去南京、去北平。他要入虎口，要去被日本人蹂躏的地方，就像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一般入狮穴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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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她的心思，便道：“你看舅舅怎样呢？”
她嘴角微翘，含着笑望着我，眸子中又露出小女孩的狡黠：“嗯，白发多了几根，但英气却更足了，好像年轻几岁啦！”
听她如此说，我笑出了声：“想不到你也学会了恭维人？”
白莎看着我，笑道：“不是恭维，是实话。舅舅虽然看上去比几年前略略显老，但神情真的是显得更年轻了。”
我点点头，答道：“你上次走后，我就去找了俞先生，让他帮我安排，出来为抗战做些事情。虽然忙碌，但想着这盐送往后方各省，天然气能帮陪都避寒，炼出的矿由俞先生造出更好的弹药，给前方的将士，心中确实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那次在重庆的轰炸，”白莎喃喃道，但她欲言又止，若有所思，“你知道我有时还会想起那个小姑娘。战争让我们都变了。”
“你呢，白莎？两年没有你的音信了，还真的很惦记。有时心里也在猜你去了哪里。”
“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也看了很多的事，觉得自己以前就是个小孩子，一个学着大人演戏的小孩子。直到事情见得多了才慢慢地长大。”
我听他此话，似是并不愿提起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也就不便多问了。
“那个男孩呢？”想到了她信中那句英文，我便也用英文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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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她提到此事颇显难色，我便笑道：“今天不算太冷，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白莎兴奋地点点头，拉着我起来便出了门。
我们寻着竹林小道缓步而行。她如往日般挽着我的臂，良久没有说话。
“是不是恋爱了？”我最终忍不住问道。
她摇摇头，低声道：“说不清。我倒是觉得更像是失恋了。”
“舅舅，你记得我上次提到的男孩？”
我点点头：“你说是白家的邻居，西蒙斯教授家的孩子。西蒙斯教授家应该是顺着河边拐进去的那条小路上，是不是？那孩子长相是不记着了，就是好像耳朵好大。”
白莎笑出了声：“舅舅记性还真好。就是他。小时候我们都逗他说他耳朵大。”
“大了以后也还是一样。其实我和白伊还是很感激他的”。
“感激？”我问道。
“说感激是因为好长一段时间，他实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我们虽是在白牧师家长大，但毕竟在别人眼中还是中国人。附近的邻居都是家教极严的，孩子们也都是面上很有教养，但心里总也不太愿意接受我们。只有内森天天跟着我们转。小时候倒也罢了，但大了以后，若不是有他，我们也许会孤单很多。”
“这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青梅竹马了，”我笑道，“他如也有一个孪生的兄弟，就可连白伊一起追上了。”
“可不是吗？其实内森是个很内向的人，倒是和白伊的性格更配。在我们去卫思理上学前，他不好意思，也没说什么。当时我想，跑回中国后和他相距万里，也就没了什么牵挂，那他就可以一心一意地追白伊。可是谁知他辗转知道了我的所在，就写信来把他的心意挑明了。”
“说来也怪，他讲原先他心里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在我和白伊之间到底喜欢的是谁。可我走了，他心中牵挂，才觉出喜欢的是我这样的性格。”
说到这儿，白莎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道：“我其实觉得他这无外乎是距离产生美，但他却不承认。几次三番地在信中说与白伊只能是朋友，而真正爱的是我。他本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能把情感如此倾诉实是不易。”
白莎沉默片刻，幽幽地接着说道：“他向我表白，我应该感谢他。可说实话，我也有点恨他。”
“恨他？有这么严重？”
“至少他第一次向我表白时，我确是这样想的。不是不接受或是不喜欢他的这份感情，而是气恼他把自己的为难转嫁给了我，让我愧对白伊。再说，我现在这样，也真的不便接受他。”
听到这儿，我觉得白莎话中有话，特别是“我现在这样”中含着诸多难言之隐。此时我们已到官印山下，我便停了下来，说道：“白莎，你和我不同。你比我敢想敢干，如果对他有情，为什么不努力一下呢？我不知你的情况，但不至有什么无法逾越的屏障？”
“舅舅，你误会我了。我问过自己，确实是把他当成朋友的，并没有那份牵肠挂肚的爱。”
听她如是说，我随口答道：“你又未牵肠挂肚地爱过，怎知那是什么滋味？”
我这么说着，却见白莎的双颊越发红了，眼睛也不再与我对视。我陡然明白了许多，却是百感交集：“你爱过啦？”
她默默地点点头，喃喃道：“应该说是爱着。”
“能告诉我吗？”
她摇头叹道：“舅舅，你可能也会猜到一些，不过我还是不说为好。”
她的话既让我明白了一些心中的揣测，却又多了更多的疑惑。如果她所说的近况是关于那边的事情，那可能确实不便多讲。我只得问道：“既然爱着另一个人，你便告诉内森实情，也可对另外一人表白，如此不是甚好？”
“他，我是说我爱着的人，其实是知道我的心思的。可是他不能的。”
“不能还是不愿呢？”我问道，想着自己二十年前的往事。
“先开始他说我们必须是同路人，那才能谈得上爱。我试着跟上他，从一条路跑到另一条上。可是我跑近了，却看见已经有另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了。现在这两条路都不好走。”
“所以你说像是失恋了？”
“我也说不好，总觉得是在两个世界之间。也许这就是命吧。”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舅舅也不知该如何劝你好。心里不畅快时便多想想周边的亲人，白伊，伊莎白小姐、白牧师。亲人的爱总是无条件的。”
白莎把头靠在我肩上，叹道：“谢谢舅舅。我知道你其实有时心里比我还要苦，本不该拿这些纠葛来烦你的。现在是全民保土抗战，也不该因为这些儿女私情而废了正事。何况就要过年了，更不该说这些不快乐的事了。”
我微笑道：“好几年没有和你一起过年了。今年既然你回来了，就该好好过过。只是家里人太少了，加上楚娇和她娘，也就是咱们四个。”
白莎的双眸兴奋地睁大：“舅舅，我还以为你就是喜欢清静呢？我倒是有个主意，只要是你不介意。小竺的母亲年前在重庆去世，她要回来料理一下。过年的时候冷清清的，难免伤心，我想请她一起来吃年夜饭可好？还有庆哥，说不准也会一起来。”